白夜孤旅
单人穿越南极大陆
The White Darkness：
A solitary journey across Antarctica
撰文/Gavid Grann
译者/宋明蔚
校对/Iris
原文首发于《纽约客》
茫茫白雪之中，他看起来就像个斑点。每一次转身，他都能望见冰雪绵延至天际：白色的冰、蓝色的冰、冰舌和冰楔。目之所及，空无一物。连只鸟都看不见，更别提什么海豹了。这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。这里只有他自己。几乎无法呼吸，每次呼出的水汽都冻结在脸上：他的胡须上挂满了冰柱；眉毛像标本一样被冰封住；每眨一次眼，睫毛都会碎裂开。他总是提醒着自己，衣服一旦浸湿就死定了。气温已低至零下40摄氏度，狂风导致体感温度变得更低。狂风裹挟着冰粒，混入雪亮的云团。他迷路了。身体咚地一声撞击地面，他重重摔倒在地。这名叫做亨利·沃斯利（Henry Worsley）的男子查了下导航。根据GPS的精准定位，他所在的位置正是泰坦穹顶，这里是南极点附近的冰冻地貌，海拔超过3000米。62天前，2015年11月13日，他从南极海岸出发，希望实现他心目中的英雄“欧内斯特·沙克尔顿”一个世纪前未完成的壮举：徒步从南极大陆的一端穿越到另一端。这趟穿越南极点的旅程长达1000多英里（约1600公里），甚至还会穿过几乎是世界上环境最恶劣的地方。然而，在这个曾经沙克尔顿和团队并肩作战过的地方，55岁的沃斯利此刻选择独自前行，没有任何后援。他没有提前在固定地点预存好食物，也没有猎犬或者滑翔伞的辅助。因此他必须自力拖着载满辎重的雪橇。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完成过这等壮举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沃斯利的雪橇满载325磅（约147公斤）的重量，几乎是他体重的2倍。雪橇的一端绑在他腰间的安全带上，他蹬着越野滑雪板，拖着雪橇，双手用力拄着登山杖向前迈进。他在海平面高度的海拔开始起步，怀揣着一颗冷酷而坚定的心，逐渐开始爬坡。空气越来越稀薄，气压越来越低，他开始流鼻血，猩红的血迹染红了路上的雪。地形愈加陡峭。他脱掉雪板，靴子绑上了能踩进冰里的冰爪，继续前行。他扫视着冰面上的裂缝。一步走错，就会消失在那些暗裂缝中。沃斯利是名退役的英国军官，曾在英国特种空勤团服役，那是一支赫赫有名的突击部队。他还是名雕刻家，生猛的拳击手，精心记录旅行见闻的摄影师，园艺种植者，绝版书、地图和化石收藏者，在研究沙克尔顿领域权威的业余历史学家。但是只要一回到冰雪的世界中，他就化身为一头野兽。徒步，睡觉。徒步，睡觉。就好像穿越回到了远古时代。他已经渐渐习惯处理各种突发状况，也习惯克服各种让人崩溃的困难。徒步行走在这片荒凉的世界，他脑袋里反复回想起各种画面。他想念妻子乔安娜，21岁的儿子麦克斯，还有19岁的女儿艾丽西娅。他们在雪板上潦草地涂了些鼓舞的话。其中一句是：“成功并不是终点，失败也不可怕：唯有不断前行的勇气。”另一句是乔安娜写的：“安全回来，亲爱的。”和很多探险者一样，这趟旅程对他来说探索的不仅仅是自然，也是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，是对意志力的终极考验。他的这趟旅程也在为伤残军人的慈善组织“奋进基金会”筹款。几周前，“剑桥公爵”威廉王子，也是这次远征的赞助者，向沃斯利公开致敬。他说：“你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向你看齐，每个人都敬佩你正在尝试的挑战。”沃斯利的南极探险让全世界为之疯狂，包括那些学校里每日关注他行程的童子军们。每天长途跋涉数小时之后，他都会钻进帐篷，开始广播一小段当天的经历和感受。（为了实现这个神奇的通信技术，他的英国朋友通过卫星电话把他的音频录下来，再上传到沃斯利的个人网站。）他的声音冰冷而又决绝，鼓舞着每一位听众的心。探险开始两周后的一个晚上，他说道：今早我睡了个懒觉，其实睡得还挺好的，之前48天积攒的疲惫一扫而空。但是今早拉开帐篷后，看到的景象让我心情黯淡下来：外面白雪茫茫，还刮着东风。这种天气持续了一整天，到今晚都没有一丝好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找路就成了问题。早上起来后，我整整瞎忙活了三个小时，甚至一度好奇为什么东风突然变成了北风。我真是蠢啊！风是不会改变方向的，改变方向的是我！我开始紧盯着导航校准方向。一边蹬着雪板，一边看着导航又走了9个小时，就这样好像多绕了3英里的弯路。不管怎样，我现在终于回到正路上了。能直行前进真开心，虽然我还要为此付出在这种“白夜”里多走一天的代价。
2016年1月中旬，他已经跋涉了800多英里，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感到剧痛。腰酸，背痛，腿脚抽筋。脚上磨出了水泡，脚趾甲变紫。手指因冻伤开始发麻。在日记中，他写道，“有点担心我的手指——小手指指尖已经发麻，另外几根手指很酸痛。”他的一颗门牙也掉了，冷风从牙齿豁口中钻入。体重掉了将近20公斤，他开始想念自己最爱的食物，在广播中对听众念叨着：“鱼肉馅饼，黑面包，双层奶油，牛排配薯条，薯条多来点儿，烟熏三文鱼，烤土豆，鸡蛋，布丁，巧克力牛奶，番茄，香蕉，苹果，凤尾鱼，小麦片，维他麦，黄糖，花生酱，蜂蜜，吐司，意面，披萨，对了还有披萨，受不了啊！”他正处于崩溃的边缘。但是他从没有想过要放弃，依然恪守着英国特种空勤团的口号，“总是再远一点”——这是詹姆斯·埃洛伊·弗莱克在1913年《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》书中的一句诗。这句话被沃斯利涂在了雪橇的前端。他就像念咒一般，自言自语着：“总是再远一点...再远一点。”他登上泰坦穹顶的顶峰，开始下坡，重力推着他向100英里外的终点滑去。他已经十分接近那处他称之为“与历史相会”的地方了。在被寒冷吞噬掉之前，他还能坚持多远？他曾满心虔诚地研究过沙克尔顿的每一个决策。沙克尔顿化险为夷的能力堪称传奇，在远征遇险时力挽狂澜，挽救了全体队员的性命。每当沃斯利面对危机之时——比如说现在他就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险境——他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换作是沙克尔顿会怎么做？
亨利·沃斯利的父亲就像沙克尔顿一样，也是位杰出的领袖。在亨利小的时候，他就知道父亲理查德·沃斯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勇战绩。父亲率领部队在北非的沙漠、意大利的街巷，打赢了一场场战斗。《独立报》曾赞誉他的父亲“危难关头定军心。”经年累月，父亲的军衔也升到了英国部队里的最高级别，在1979年担任英国军需处长。对亨利来说，他的父亲是如同《圣经》般的存在：高高在上，受人崇敬，会突然现身但又经常找不到人。一位亲戚回忆道：“亨利几乎就见不到爸爸，即使见到了，也只是握握手而已，并没有拥抱、表达爱意之类的行为。”父亲经常被委派到国外执行任务。亨利7岁的时候，被送到了肯特州的少年寄宿学校。亨利有双淡蓝色的眼睛，胆怯中又有种平静。他在体育运动中找到了慰藉。在半球、英式橄榄球、滑雪、曲棍球等方面都表现得不错。尽管他没有绝对优于常人的体能，但是他玩儿得很投入。如果遇到球偏离了球场扎进树林中，他每次都是一马当先冲过去，看起来就像被附身了似的。13岁的时候，他搬到了白金汉郡的斯托中学，在那里他成为了板球队、橄榄球队、曲棍球队的队长。小伙伴们总是喜欢围在他身边，但是他更喜欢独自在学校的操场上来来回回。那是一片占地750英亩的树林和草甸。他找到一个个鸟巢，在地图上记下它们的位置。每隔几天，都去看看它们，在笔记本上简短记录鸟儿生了多少蛋，或者是雏鸟的成长过程。他对坐在教室里听课没多大兴趣，但经常会逃课去图书馆，阅读有关探险题材的诗歌和童话。一天，他找到了《南极之心》的复印版。这本书讲的是沙克尔顿在1907年至1909年期间，穿越南极但最终失败的英勇故事。（人们为了纪念他指挥的那所船舰，这次探险以“猎人号远征”著称。）沃斯利读了开篇语：“人类有无数理由去探索地球上的荒芜之地。有些人探险是因为简单纯粹的热爱，有些是因为对科学知识的渴求，有些人是因为‘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’而离经叛道，去追寻未知的神秘世界。”这本书图文并茂地呈现了那次远征探险。沃斯利好奇地阅读着。书中的世界里，有处小屋，屋里有炉子、罐头和留声机。沙克尔顿就和队伍滞留在那座南极海岸、罗斯岛上的这个小屋里过冬。那儿还有用来拖运雪橇的满洲马，但是它们不堪重负死掉了。一名男子走过那片宏伟的死寂之地。他，就是沙克尔顿。那名宽肩膀、英俊潇洒的男子，完美彰显着家族徽章上的那句箴言，“Fortitudine Vincimus”（我们用坚忍去征服。）在记录那次穿越南极的远征时，沙克尔顿写道：“我看到了造物主的伟大。”沃斯利读了几乎所有的关于沙克尔顿以及其他极地探险家的故事。他兴奋地发现弗兰克·沃斯利——沙克尔顿远征探险中颇为信任的一名队员——竟然是他的远房亲戚，他也记录了那次惊险的回忆。弗兰克写道，他们要面对一场“永无止境的暴雪和狂风”。1978年，亨利·沃斯利从斯托中学毕业。尽管他渴望成为一名极地探险家，但他还是应征入伍了。他的母亲萨利最近回忆道：“他一点都不想去部队，我们劝他，说不定会喜欢部队生活，为什么不试试呢。”他加入了在萨里的桑德赫斯特皇家空军学院，在那儿受训成为了一名军官。1980年，他是毕业典礼上接受检阅队伍中的一员。检阅他们的是陆军高级军官，其中就包括在1976年被授予了爵位的父亲。他向父亲挥手敬礼。亨利成为了一名少尉，被委派到当年父亲曾服役过的部队。在这段期间，他开始重温沙克尔顿的事迹，不再把它们当作是浪漫的童话故事了。“尽管困难重重，这些人还是要坚持下去，这太让我着迷了，”沃斯利后来在2011年出版的《追随沙克尔顿的足迹》一书中，他写道，“对我来说，沙克尔顿不仅是一名英雄，我把他当作导师一样的存在。我也将要步入商业领域，领导一帮员工。我相信，对于一名19岁刚刚接触贸易的年轻人，没有比他更值得追随的榜样了。”
2
酷寒地狱
HELL IS A COLD PLACE
从许多方面讲，欧内斯特·沙克尔顿都挺失败的。他第一次涉足极地探险是在1901年，那年他加入了罗伯特·福尔肯·斯科特（Robert Falcon Scott）的探险队。斯科特想成为第一个抵达南极点的人，用他的话说，“及他人所不及之处，见他人所未见之景。”斯科特是一名英国海军军官，顽强果敢的指挥官，致力于科考形式的探险。当然你也可以说他行事武断，为人冷酷无情，恃强凌弱，把自己的权威凌驾于他人之上。一切正如他所习惯的那套海军军营生存法则一样。有一次，为了惩罚一名不服从命令的厨子，他命令手下用烙铁在他身上烙下了“傲慢无礼罪。”沙克尔顿在这种严酷的统治中待了10年。1902年2月，探险队在南极寒冷的海岸扎下营地。南极大陆有两个季节：夏季从11月持续到来年2月，其余时间都是冬季。由于地球轴线的倾斜，南极夏季的夜晚也如同白昼。冬季，黑暗降临，人类几乎无法生存。曾经有一年的7月，这里的温度竟然低至零下128摄氏度。在斯科特、沙克尔顿，以及另一位爱德华·威尔逊三人登船之前，斯科特必须要等到11月2号，也就是夏季的阳光照射之时，他们才能开赴800英里的南极点之旅。探险队的其余成员将之形容为“漫长之旅，孤独之旅，探索之旅，黑暗之旅。”沙克尔顿、罗伯特·福尔肯·斯科特和爱德华·威尔逊出发前往南极。三人徒步在刺眼的极地冰雪中，就连满目的炫光也逐渐被饥饿、冻伤和坏血病所吞噬。斯科特经常辱骂手下，有一次他骂道：“滚过来，你个傻逼！”沙克尔顿反唇相讥：“你才是最傻的大傻逼！”1902年12月31日，距南极点还有480多英里（约800公里），斯科特下令撤退。在狼狈的撤退途中，沙克尔顿咯出了血，回到船舰后——正如他后来承认的那样——整个人已经“奄奄一息”。4年后，沙克尔顿率领着猎人号船舰，开启了真正意义上自己指挥的远征之旅。这次，他和另外3名同伴比前人都更接近南极点：只差97海里。（约180公里。作者注：海里是航海术语，1海里比普通的1英里还要长一半。）然而，为了队员的安危着想，沙克尔顿再次宣布撤退。回到英国之后，他没有和妻子埃米莉讲述这次探险的过程，只是说：“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对吧？”与此同时，另有其人创造了历史。1909年，一位美国探险家，罗伯特 E. 皮尔里（Robert E. Peary）号称首次抵达北极点（尽管后人质疑他到的是不是真正的北极点）。两年后，挪威探险家罗阿尔德· 阿蒙森（Roald Amundsen）赢得了南极点之争。他时而用一队猎犬拉橇，时而滑雪，没有使用人力。最终他领先斯科特团队31天抵达南极点。斯科特发现挪威国旗飘扬在南极点之后，在日记中写道，“天哪，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地方。”在返程的途中，他和4名手下弹尽粮绝。“我们死也要体面地死去，”临终前，斯科特在日记中潦草地记录道。斯科特和队伍在1912年1月18日到达南极点，却发现了阿蒙森的帐篷和挪威国旗。南北极点都被人类征服了，沙克尔顿虽已年逾四十，但内心却依然躁动。他开始关注另一项未被人类征服的探险——穿越南极大陆。“遗憾的是，这是极地探险活动中最后一项有待挑战的壮举，”他在一项提案中写道，但强调这会是“最激动人心的探险旅程。”极地探险，常被人们贴上“极度缺少睡眠”和“幽闭恐惧”的标签，是一场探索人类生理极限的实验。历史就是由人类之间的争论、出卖、诬陷、甚至有时是叛变和谋杀组成的。沙克尔顿目睹过斯科特探险队是如何衰败的，所以当他再次招募队伍时，认为极地探险一定要满足这些条件：“第一，要乐观；第二，有耐心；第三，坚韧的体能；第四，理想主义；第五也是最后一点，要有勇气。”沙克尔顿认为，有一个人完美地展现了这些特质，他就是弗兰克·沃斯利，一位42岁的新西兰海员，宽厚的胸膛，宽下巴。他被选为此次探险的28位队员之一。沙克尔顿任命他为舰队的队长。“我服从命运的安排。”沃斯利写道。1914年10月26日，以沙克尔顿家族座右铭命名的42米木制纵帆船——坚忍号，从阿根廷扬帆启程，满载队员和3艘救生艇。10天后，探险队在南乔治亚岛停泊。南乔治亚是一座位于智利合恩角以东110英里冰雪覆盖的小岛，它被沙克尔顿称为“通往南极大陆的大门。”这座荒废的小岛只有几座捕鲸站，但却是探险者和人类文明最后的接触。12月5日，队伍开拔进威德尔海域。这里位于大西洋的南部海域，毗邻南极大陆。正如阿尔弗雷德· 兰辛在1959年出版的那部不朽历史著作《坚忍号》记载的那样，沙克尔顿计划穿过这片冰封的海域，在岸边扎营。接着，等到冬季结束，他再与6名队员徒步穿越大陆，在罗斯海——新西兰以南的一处太平洋海湾——结束整个探险。在南乔治亚岛的山顶上，弗兰克·沃斯利和一名队员俯瞰着坚忍号。 1915年1月18日，从大本营出发不到100英里，坚忍号就被冰封在大海之中。其中一名队员曾这样描述道：“就像夹在巧克力棒中的一粒杏仁一样”。坚忍号被浮冰裹挟着在大海上漂泊。到了2月末，冬季即将来临的时候，沙克尔顿意识到，在11月冰雪融化之前，他的探险队会一直被困在这艘冰封的船舰中。他们被困在这片黑暗的时光中，与此同时，沙克尔顿努力让队伍团结起来。他的方法有些另类，甚至可以说是激进——至少对于那些习惯了英国海军传统的人来说是这样的。他不在乎所谓的等级和官衔，平均分配每名队员的食物和工作量。沙克尔顿时不时地会发脾气，大家时刻谨记着谁才是这艘船上真正的主人——大家都叫他“老大”——他身体力行干着粗活，和队员们打成一片。在探险途中，一名前海军军官在日记中表达了心中的震惊：“他错就错在太和队员打成一片了，即便是有人朝他出言不逊，他也不会苛责。”他如此评价老大，“就像是斯科特船长的另一个极端。”为了缓解大家的烦闷和心中的恐惧，沙克尔顿尝试让队伍任性一次，营造出轻松欢乐的氛围。队员们打牌消遣，周末的时候，留声机的音乐回荡在卧铺船舱。每个月，队员们都会聚在“丽思”餐厅，提着灯，欣赏探险摄影师弗兰克· 赫尔利环游世界时拍的照片。最受欢迎的一组照片是“爪哇一瞥”，拍的是热带岛屿上的棕榈树和少女们。弗兰克·沃斯利写道，沙克尔顿“意识到一个人亦或是一小群人，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人的心态，”并补充道，“他努力让自己保持着愉快的心情和乐观的心态。”但即便是沙克尔顿，在冰上也束手无策。10月27日，在张力作用下，船体外层的木板开裂。海水从缝隙中涌进，淹没了队员的床铺。当队员们想办法把舱底的积水排干时，船尾倒刺向天空，像是在祈祷。沙克尔顿哭道：“孩子们，船要毁了！”大家迅速把3艘救生艇和食物搬到附近的冰面上，放弃了坚忍号。他们被困在南乔治亚岛西南1000多英里处的浮冰上，没有任何求救方式。在日记中，沙克尔顿写道：“祈祷上帝，能让全队安全重返人间。”他们想走水路，浮冰却堵住去路，救生艇无法前行。他们只能选择徒步。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拖着载满补给的雪橇，还拖着救生艇，以备浮冰碎裂后可以划船逃生。每艘救生艇至少重1吨，最大的有6.8米长、1.8米宽。沙克尔顿对队员们说，他们必须丢弃所有不必要的物品。沙克尔顿最珍贵的物品之一，是爱德华七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女王送给他的《圣经》。她在上面刻道：“愿主助你尽职尽责，指引你度过所有的难关。”沙克尔顿把《圣经》和几枚金币放在冰上。其他人也开始筛选要带的物品。然而，救生艇还是重得拖不动。2天后，沙克尔顿宣布停止前进。他们在冰面上扎营数月，给这处营地命名为“忍耐营”。弗兰克·沃斯利心想，“为何人们常把地狱描绘成一处炎热的地方，”而不是一处“酷寒冰雪之地，彷如坟墓”般的世界。为了防止暴乱，沙克尔顿把3个最容易惹事的家伙关在各自的帐篷里。没想到，在12月底的一天，住在另一个帐篷里的木匠开始造反了。他坚持说，队员们已经受够了，不必再服从船长的命令。沙克尔顿召集了其他忠心耿耿的队员。他们把木匠留下，独自思索着自己的生存与死亡。暴乱结束了。1916年4月9日，浮冰开始碎裂，沙克尔顿下达了大家期待已久的命令：“救生艇下水。”约一周后，探险队到达了象岛。这是一处岩石嶙峋的贫瘠之地，距南极大陆150英里，位于南乔治亚岛西南800英里。沙克尔顿意识到，大多数人无法在长途航海中幸存下来，其中一人还不得不切除5根冻伤的脚趾。他宣布，大部分人留在象岛，自己则和包括沃斯利在内的5个人，共同乘坐一艘救生艇继续前进。在暴风雨和夹着冰粒的巨浪中，他们穿越了广阔的海洋。队员们浑身湿透，遍体生寒。口粮不多了，但沙克尔顿还是分给队员一些吃的，好让他们保持清醒。5月10日，从南乔治亚岛出发将近一年半之后，他们再次眺望到了小岛的海岸。这帮人看起来就像天启的幸存者。之后，沙克尔顿带着沃斯利和另一名队员，向北跋涉了26英里，爬过了地图上尚且空白的冰川地带，来到了对岸的捕鲸站寻求帮助。沙克尔顿说，在旅途中，他感到一种神圣般的存在——“第四人”——在指引着他们。36小时后，他们步履蹒跚地走进捕鲸站后，沙克尔顿马上开始想办法营救22名困在象岛的队员。但直到8月20日，他才从智利政府那里要来了一艘大到可以破冰的蒸汽船。当他和沃斯利一起驶进象岛时，他通过双筒望远镜远眺，看看队员们是不是还活着。“只有2个人，”他喃喃道。“不，4个人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我看到是6——8个人。”接着，他大叫道：“他们都在那儿！每个人！”沃斯利后来惊异于沙克尔顿“天才的领导力”，这“让我们险中求胜。”沙克尔顿后来写道，在这趟旅程中，他和队员们已经“看透事物的表面”，“直抵人类赤裸的灵魂深处”。沙克尔顿未能完成他的使命，没有成为穿越南极大陆的第一人。1922年，他死于心脏病，年仅47岁。他很快就淡出了公众的视野，而他的对手斯科特走向死亡的残酷历程，却引起了公众的探讨。历史学家马克斯·琼斯在2003年的著作《最后的伟大探索》中指出，英雄，是对崇拜他们的社会的映射。在大英帝国衰落的时候，全世界都在经历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杀，斯科特被当作为国捐躯的烈士。然而到了20世纪末，人们越来越从战略的视角来审视极地探险，斯科特也因专横、反复无常的性格和僵化的方法而饱受批评。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，旅行作家保罗·索鲁捕捉到了这种修正主义的视角：“斯科特缺乏安全感，为人阴郁、惊惶、缺乏幽默感，对他的手下来说更是个谜，还计划不周、笨手笨脚的。”在这个充斥着人类统治欲的时代，在公司、在战场、在官场，以及最重要的——对自己的掌控——的时代，沙克尔顿因招募管理团队，冷静地率领他们逃出生天的故事而备受尊敬。他的故事被企业家、高管、宇航员、科学家、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争相研究。后来甚至还派生出了励志文学的子流派，专门分析他的管理方法，诸如《沙克尔顿的领导艺术》之类的书籍。再举个例子，《沙克尔顿：来自南极的领导力课程》，其中包括“做我的露营室友：与持不同政见者保持密切联系”、“零下20度的同志情谊：创造最佳工作环境”以及“航行于未知水域：适应和创新”等篇章。这些著作将人的一生简化成一本工具书，却往往忽略了沙克尔顿的一些缺点。他近乎天真般的雄心和努力，还有他的战略失误。这些书都在如福音般宣讲同一个的道理：“坚持就会胜利。”诚然，即便是怀疑论者也无法否认沙克尔顿作为领导者的天赋。正如一名极地探险家所言：“要论科学有致的领队艺术，当属斯科特；要论快速高效的行进安排，当属阿蒙森；但当你身处绝境，无路可走时，那就跪下来祈求沙克尔顿吧。”
在战场上指挥士兵时，亨利·沃斯利也想效仿沙克尔顿。沃斯利不会滥用军衔的特权，而是与小分队的士兵成为朋友，一起分担他们的任务。他的士兵剃光了头，他也剪掉了头发——尽管长官对他说，他的发型看起来“不像个军官”。沃斯利信奉保持耐心和乐观的精神，并努力向士兵证明这种精神力量的作用。用他的话说：“他们自己的幸福和生活，才是最重要的。”现任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尼克·卡特如此评价沃斯利：“他对自己的士兵——我们更喜欢称他们为他的步枪手——非常关心、非常有同理心。”接着说道，“他是那种人们愿意去追随的领导，因为他是一位颇有抱负的领袖。人们都想成为他。”沃斯利常常表现得很谦虚，但也有浮夸的时候。不穿军装的时候，他喜欢穿戴着鲜艳的腰带或衬衫。他养了只宠物雪貂，还开着辆哈雷摩托，嘴里叼着雪茄。沙克尔顿认为诗歌是“人类必不可少的精神疗愈”，他会吟诵罗伯特·勃朗宁和拉迪亚德·吉卜林等作家的诗句。当他被委派驻国外时——最开始是1980年的塞浦路斯——他画下了异域风光，当他在北爱尔兰第一次面对暴力冲突时，他便用缝纫平静自己的心神。在他拿起武器走上街头的前夕，经常能看到他在房间里手捻针尖，专注地盯着地毯或垫子。回到伦敦后，他到监狱做志愿者，教犯人如何梭织——一种织花边的技艺。1988年，已晋升为上尉的沃斯利，十分向往英国皇家特种空勤团。这支部队身着全套黑色军装，散发着一种强健且无畏的神秘色彩。就像有关沙克尔顿主题的励志书籍一样，也有关于掌握英国皇家特种空勤团“耐力技巧”和“领导力实践”技能的操作手册，包括如何培养“团队精神”和“生存意志”。沃斯利报名参加了皇家特种空勤团的选拔测试。这次选拔对体能的要求如同酷刑，有人甚至死在了选拔过程中。2013年，2名应试者在长途跋涉中，因中暑而昏厥丧命；还有一名应试者被紧急送往医院，后死于器官衰竭。(传闻在1981年的一次选拔中，2名应试者丧命后，首席指导员说：“死亡，是一种宣告失败的自然方式。”选拔持续了6个月。在第一阶段，沃斯利要完成一系列计时任务——号称“死亡穿越”——穿越南威尔士的布雷肯山脉。他全副武装，背着沉重的背包，带着一点点水，长途徒步好几天。他可能也看到了其他应试者的崩溃和放弃。他们的精神往往比身体先崩溃掉。这次穿越的高潮阶段是“耐力考验”——必须在22小时内，徒步40英里，翻越海拔900米的山峰，同时全程还要背负25公斤重的背包。在完成这部分任务后，他被空运到文莱，被直升飞机带入一处满是猩猩、云豹和毒蛇的丛林。他要在此生存1个星期，同时还要躲避一帮追踪他的士兵。项目负责人会近距离观察他——洞察他的本性。之后，他要接受一场审讯，目的就是打垮他。“你被暴打一顿，”一名应试者告诉记者，并透露说自己的所有弱点都会被利用：“如果你恐惧蜘蛛，他们就会利用蜘蛛来对付你。”每年只有15%的应试者能通过选拔测试。沃斯利就是其中之一。一名与沃斯利关系不错的特种空勤团军官说：“在他温柔、艺术的气质中，还隐藏着一副钢筋铁骨。”沃斯利后来两度执行英国皇家特种空勤团的任务，这对部队中的下级军官来说是一项殊荣。1989年的一天晚上，沃斯利在伦敦的聚会上遇到了乔安娜·斯坦顿。在社交场合，他总是小心翼翼地与他人保持距离，而乔安娜，这位身材高挑、举止优雅、红褐色头发的女士却谈笑自如。她曾在洛杉矶工作过一段时间，为MTV电视台制作音乐视频。她喜欢旅行，但讨厌露营和冬季的寒冷，她尤其讨厌雪貂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是和沃斯利约会了。“说到吸引男孩，”她说，“天啊，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街头女孩儿。”然而，她喜欢沃斯利身上那种古典时代的气质——一位亲戚曾这样形容他：超越时代的人——心胸谈到，相信勇气、牺牲等理想主义的字眼。她喜欢他那些古怪的爱好，喜欢他为自己朗诵诗歌，喜欢他用那坚不可摧的双臂拥抱着她。他喜欢她为人直爽的性格，还有她与任何人都能打交道的能力，无论是在艺术慈善活动还是在流浪者收容所。她经常在那里做志愿者。他喜欢她点破自己面对痛苦时的静默，戳穿他所隐藏的自我，总是敦促他“走出去，实现你的梦想。”尽管乔安娜心向自由，但却是沃斯利一生中最安然的存在。他称作乔安娜为，自己的“安稳靠山”。他们在1993年结婚。麦克斯在第二年出生，艾丽西娅在1996年出生。尼克·卡特说：“沃斯利渴望冒险，但也喜欢和家人一起待在家里——教儿子射击、猎雪貂，或者只是想在冬天砍柴割草。”然而，由于他军职所在，沃斯利和父亲一样经常与家人分开。2001年，他在波斯尼亚服役时，街上发生了骚乱。一位平民被打死，沃斯利被人群追打。据他在书中描述，他躲在一家咖啡馆里，但人群很快就涌了进来，扔石头，砸碎窗户。“换作是沙克尔顿会怎么逃出去呢？”他暗忖。他知道如果继续留在咖啡馆，情况只会更糟：“我必须果断有所行动，就像沙克尔顿所做的那样。”他在锁定了远处藏身之所，杀出一条血路，逃出生天。之后，他重新部署附近的兵力，说服头领做出妥协，从而平息了这场起义——用卡特后来的话形容，这是“一次非常精妙的胁迫和谈判手段”。2002年，沃斯利被授予“英女王杰出服务嘉许状”，以表彰他“英勇和杰出的服役表现”。有许多军官和士兵崇拜他，就像他崇拜沙克尔顿一样。卡特曾对记者评价道，沃斯利是“我所认识的最低调但最勇敢的人之一”，一名曾在沃斯利手下服役的士兵称赞他是“极有才能的领袖”。然而，他的军旅生涯很快就停滞了。乔安娜回忆：“他喜欢士兵身份中的‘兵’，可一旦你在40岁左右开始做官，之后的所有职务都是稍微有点政治意味的办公室工作。亨利不喜欢。”一名前军官说，沃斯利拒绝为谋求职位而不择手段，并指出“那不是他的风格。”沃斯利在2000年被提升为中校，眼看着众多好友都官升准将和将军。与此同时，他对沙克尔顿更痴迷了。他能在古玩店和拍卖行逗留几个小时，只为寻找他所谓的“沙克尔顿周边”：亲笔签名的书籍、照片、日记、信件和其他纪念品。“亨利为此花费了一大笔钱，”乔安娜回忆。在一次拍卖会上，他狂热地竞拍了沙克尔顿坚忍号远征探险的《南极》一书首印版。在书中，沙克尔顿给父母写了一句题记：“爱你们的欧内斯特，1919年圣诞节。”沃斯利每次出价，都有一位匿名电话竞拍者与他竞争，最终对方以7000美元的价格拍下了这本书。几周后，在他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当天，乔安娜送他一份礼物：这本有沙克尔顿题记的首印版。他们俩都不知道，彼此就是那位竞标对手。他认为这件礼物是他“最珍贵的财产”。2003年11月，他去了儿时的梦想之地——南乔治亚岛朝圣。在坚忍号沉没后，沙克尔顿和弗兰克·沃斯利不仅在那里找到了避难所，两人也在1922年回到了该岛，为再次南极探险做准备。他们抵达后的第二天，沙克尔顿心脏病发作去世了。(“他的离去让我震惊，因为我无法将死亡与他联系在一起。”弗兰克·沃斯利写道。)弗兰克·沃斯利和其他队员将沙克尔顿的遗体葬在岛上的一处墓地。他们找了些石头，刻成墓碑，以表纪念。这个临时举办的悼念仪式开始后，弗兰克·沃斯利回忆道，“一场暴风雪来袭——在我看来，这似乎是我们从象岛乘船抵达南乔治亚岛时，遭遇的那场飓风的幽灵。”80多年后，亨利·沃斯利撬开墓地的大门，背着帆布包和睡袋走了进去。暮色中，他依稀能辨认出那处石冢和花岗岩墓碑，墓碑上篆刻着罗伯特·勃朗宁的诗句:“一个人应尽其所能地去努力实现生命所赋予他的价值。”沃斯利把睡袋铺在地上，钻了进去，面朝着那块花岗岩石碑。“伸手触碰着它，我在想，这是生命中多么重要的一个时刻，”他后来写道，“我要在这里过夜……在我儿时英雄的墓旁。”后来，他看到了新西兰探险家休·德·劳图尔写的一首十四行诗。这首诗强烈呼应了他的内心感受。他为这首诗作了注解，经常大声诵读：安息吧，欧内斯特，在星辰下安息；
你已拼尽全力，实现生命所赋予的价值：
未必在地理上抵达，但成就远不止于此
你已获得，领导力的极致。
安息吧，欧内斯特，安息。上帝知晓
无人比你更值得拥有：南极的长夜
朋友们，而非对手，正在南极白昼下赢得竞争
队员们从死神的黑暗之门被带回到光明。
你的坚忍如何战胜每日的挣扎
努力生存
直到死亡不再意味着屈辱？
饥寒交迫，你该何去何从，
在你的带领下众人才能幸免于难？
上帝知晓。上帝全然知晓。因为有他在那里。
南乔治亚岛之旅结束后，沃斯利更加渴望自己的极地探险计划，实现“生命所赋予的价值”，但他怀疑自己能否做到。正如他所说：“我害怕未知——计划、训练、筹款以及失败的风险。”2004年3月，沙克尔顿的孙女，亚历山德拉·沙克尔顿联系上了沃斯利。几年前，他们在伦敦的克里斯蒂拍卖行见过一面，当时沃斯利成功竞拍到了她祖父的一张亲笔签名照。后来，沃斯利时不时地在极地探险讲座上遇到她，并同她分享了他对南极探险的渴望。亚历山德拉对沃斯利说，想让他见见沙克尔顿的另一个后裔——一位名叫威尔·高的沙克尔顿侄孙。“和你一样，他也很崇拜我的祖父，几年来他也一直想去南极探险，”她说。在南伦敦的一家酒吧里，沃斯利遇见了33岁的银行家高。他长着一张胖乎乎的脸，蓝色的眼睛眯眯着，在兴奋的时候才会睁大。高急迫地解释道，离英国南极探险100周年还有几年时间，当纪念日到来的时候，他想重启这次探险。沃斯利沉浸在那场失败探险的故事细节中。1908年10月29日，沙克尔顿和另外3人出发前往南极，其中包括一位名叫詹姆森·博伊德·亚当斯的气象学家，他是沙克尔顿的副手。1909年1月9日，沙克尔顿徒步到离南极点还剩97海里的地方，把英国国旗插在冰上，用他的话说，“以国王陛下爱德华七世的名义占领了这片高地。”接下来，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危险的窘境：他能在几天内走到南极点，争取到这份荣誉，但如果继续走下去，他会把回程所需的食物吃光，还会危及队员的生命，他们状态已经不太好了。最终，沙克尔顿做出了沃斯利认为是“极地探险史上最无私和最惊人的决定”——撤退。高设想，新的探险队将由曾经和沙克尔顿探险队队员的后代组成。他们会在2009年1月9日，抵达沙克尔顿曾到过的最远点——正好是沙克尔顿时间的一百年之后——之后继续前往南极点，完成这次探险。用高的话说，这是在完成“未竟的家族事业”。沃斯利吃惊地听着。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他相信部队会批准他休假去探险。于是，沃斯利和高就像两个密谋者一样，开始策划他们的探险旅程。他们还要招募另一名队员，并要筹集40万美元来购买装备和支付探险的开销。还有训练。虽然他们的骨子里就有极地探险的基因，但没有实践的经验。他们开始了残酷的运动训练计划。在每个人在腰部绑上拖拉机轮胎，拖着轮胎来来回回地走在一片开阔的田野上。2005年，他们报名参加了“育空极地探险赛”。这项比赛被誉为世界上最艰难的耐力赛，参赛者需要穿越加拿大西北部的荒野冰原地带。。气温可能会低至零下50度，曾有参赛者曾因冻伤而被截肢。科学家们把这场比赛当作研究极端环境对人体影响的实验。《新闻周刊》杂志评价道，这场比赛听起来就像“杰克·伦敦小说的故事背景”。比赛分为不同的组别，沃斯利和高报名的是300英里徒步组——这个距离只是他们南极点之旅的三分之一——比赛期间，要用雪橇拖着他们所有的补给。比赛关门时间是8天。“除了对体能的要求，我还想看看自己是否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，”沃斯利写道，并接着写道，“任何想要放弃这个短程比赛的念头，都将为未来的探险计划中都将埋下祸根，如果我真的放弃了……我必须要认真考虑下是否有资格加入这支南极探险队。”手擎火炬，身裹层层衣物，他们拖着雪橇穿过茂密的松林，翻越高山，跨过冰冻的河流。有一次，高踩破冰层，掉进水中。有人警告过他们，如果衣服湿了，只有约5分钟时间来防止失温。高迅速地生火，擦干了双脚，换了衣服，继续前进。在他们头顶上空，北极光绽放出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绿光。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，沃斯利和高饱受缺少睡眠和感官剥夺的折磨，还因为饥饿而头晕目眩。很快，他们开始产生幻觉。为了继续坚持下去，沃斯利采取了“极端措施”，他想象自己正在拉着生病的女儿，她正坐在雪橇。如果想救活她，就必须拉到医生那里。他和高摔倒在终点线，比关门时间快了几个小时。“那就是我们的第一次拉练，”高回忆道。2006年，也就是南极探险计划开启的2年前，英国准备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部署兵力，沃斯利作为所谓的军方“耳目” 被派往那里。他随身带着一本折了页的《南极之心》，那是沙克尔顿撰写的英国南极探险队手记。还有颜料、画笔和针线包。还带了一包球拍和板球，准备和当地人一起玩。几个月时间，他走遍赫尔曼德省，与部落长老和毛拉们磋商。沃斯利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要在阿富汗生存下来，不仅要加强兵力和武力，也要对当地人和当地文化抱以同情心。”收集到情报后，他警告上级单位，如果英军来了会有“捅马蜂窝”的风险，会激化民众，引发塔利班的恐袭报复。他的话很有预见性。英国议员汤姆·图根哈特后来对一名记者说：“亨利精准地预见到了随之而来的麻烦。”但在当时，沃斯利的警告却激怒了众多军方和政界领袖。对于民众即将面临的危险他们不以为然。如果说沃斯利本还有一丝在军界晋升的可能，他的坦率则终结了这一可能。但至少，他不会再失望了。在一本书中，他草草记下了沙克尔顿在坚忍号沉没后总结的经验：“若想全力以赴奔向新的目标，就必须将旧的目标抛之脑后。”沃斯利觉得，假如自己晋升了，就没时间准备之后的探险计划，成为梦想中的探险家了。“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以实现梦想。”乔安娜回忆道。等沃斯利从阿富汗回来后，高已经找到了第3名队员：亨利·亚当斯，一名32岁的海事律师。从探险者的角度考量，亚当斯似乎有些苍白瘦弱，但他为人和蔼，而且非常忠诚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詹姆逊·博伊德·亚当斯——当年英国南极探险队的二把手——的曾孙。同年4月，沃斯利和2名同伴前往巴芬岛。这里位于格陵兰岛以西900英里，属于加拿大的领土。他们跟着54岁的美国探险家马蒂·麦克奈尔训练了几个星期。麦克奈尔曾在1997年率领史上第一支全女性北极探险队。这是沃斯利他们在极地环境中训练最长时间的一次。他们犯了些尴尬的错误，忘关炉头，差点把帐篷烧毁。还有行进速度太慢，而且似乎都没有走过直线。有一天，沃斯利不想戴太阳镜，结果患上了雪盲。但大家都吸取了教训，用亚当斯的话说，他们对如何“在冰上生活”理解得更深刻。这趟旅程也暴露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：这支队伍没有真正的领导者。表面上，高是负责人，但这次探险组织混乱，队员之间关系紧张。此外，他们只筹集了一小部分资金。在巴芬岛的帐篷里，沃斯利向高提出了这个问题，并威胁道，如果继续保持现状，他就退出探险队。“这是沃斯利一直想要的结果。”亚当斯回忆说。经过一番考虑，高决定让沃斯利负责。“鉴于他有丰富的军事背景，这个决策很合理，”高回忆。“亚当斯和我都太年轻。很乐意看到有个老炮儿能带领我们。”在他们开始南极探险之前的两年时间，沃斯利尽全力寻找赞助商。每天深夜，在完成部队的工作后，他会写信寻找潜在的赞助商，与他们会面洽谈。“只要他走进会议室的大门，就总会带着钱走出来。”他的儿子麦克斯回忆道，“你能感受到他的激情和热血。其他人也会被感染到。”就像制定进攻计划的将军一样，沃斯利会花几个小时仔细研究地图，为这次南极探险制定一条精确的路线。他对南极研究得越多，就越望而生畏。这片近550万平方英里的陆地，面积比欧洲还大。到了冬季，沿岸的海水结冰后，面积还会再扩大一倍。整个南极洲约98%被冰面覆盖，地形丰富，起伏蜿蜒。这片冰层——在某些地方有4500米厚——储藏着地球上70%的淡水和90%的冰。然而南极洲的降水稀少，被归类为沙漠地带。这里是世界上最干燥、海拔最高的大陆，平均海拔2350米。这里的风也最猛烈，阵风时速高达200英里。还是最寒冷，内陆地区温度低至零下75度。(火星的地表温度为零下67度。科学家曾在南极测试登火星的宇航服。)沃斯利、高和亚当斯计划在新西兰以南的罗斯岛，开启他们的探险旅程。罗斯冰架（Ross Ice Shelf）横跨罗斯海域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浮冰体——面积超过18万平方英里，平均厚度超过300米。相较于南极大陆的其他地方，夏季从罗斯冰架走海路更容易抵达。由于这里地势平缓，且绵延近600英里直至南极大陆的中心，在南极探险的黄金时代，这里也是南极竞赛的起点。沙克尔顿、斯科特和阿蒙森都曾从罗斯冰架开启他们的探险旅程。和这些探险家一样，沃斯利和他的团队将向南穿越冰架。这是一段近400海里的旅程，直抵横贯南极山脉（Transantarctic Mountains）。横贯南极山脉将南极大陆一分为二，一路延伸到威德尔海。要到达南极高原——一处被抬高的、平平无奇的大陆冰架，南极点就在此处——探险者必须穿过这些海拔近4500米的山脉。在当年英国南极探险时，沙克尔顿发现了一条罕见的通行路线：一处被冰川覆盖的山谷。125英里长，25英里宽，像一条冰冻的堤岸穿行于群山之间。沙克尔顿写道：“在我们眼前，通往南极点的道路一马平川。”沙克尔顿当年以探险队赞助方、苏格兰实业家威廉·比尔德摩尔的名字命名了这条冰川，但这里仍然危机四伏。这里海拔2400米，裂缝丛生。沙克尔顿最后一匹满洲小马就掉进一条裂缝中。在斯科特最后一次探险中，有名队员掉进裂缝后头部重伤。只有12个人——与登月的人数相同——安全地穿越过这条冰川。沃斯利把它当做“克星”。如果他和队员能在穿越中幸存下来，他们就来到了南极高原。他们将爬升3000米高的泰坦穹顶，到达沙克尔顿抵达过的最远点：南纬88°23，东经162° 。最终，沃斯利团队将在2830米的海拔高度，徒步完剩下的97海里到达南极点。“我的每一分钟闲暇时光都花在了这个计划上，‘血腥沙克尔顿’也成了孩子们口中的高频词汇。”沃斯利写道。到了2008年10月，他和队员们准备正式开启这项名为“沙克尔顿百年远征”的计划。在离家之前，沃斯利和家人提前聚在一起过圣诞节。多年以来，亨利一直同乔安娜诉说着完成南极探险的意义，但在她看来，南极仍然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。不过她相信托马斯·品钦那句话，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南极”——南极是一处人们可以寻找到内心答案的远方。对她的丈夫来说，他心中的“南极”，就是南极本身。因此，她还是祝福这次探险一切顺利，尽管这次探险可能会夺走她心爱的男人。对孩子们来说，沃斯利决意离去更难理解。当时才12岁的艾丽西娅觉得，父亲的雪橇是用来玩的玩具。一家人交换圣诞礼物的时候，14岁的麦克斯看起来有些焦虑。与部队派遣父亲执行任务不同——从前是父亲必须要无奈离开。这次探险则是父亲对某种内心神秘召唤的回应。南极一直存在于麦克斯的幻想世界中，他还曾为此写过一首关于南极的诗。对于父亲即将开启的旅程，他又写了一篇小文章。“我从小就听过很多关于沙克尔顿的故事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开始更加理解、钦佩沙克尔顿，”他写道，“我为父亲感到高兴，他正在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，但我也为他担心。即便是在世界上最贫瘠的地方，也有从冰川或裂缝上滑坠的风险。”乔安娜开车送丈夫去机场。她在机场哭了。他对她说，不要担心，并引用了沙克尔顿的话：“好死不如赖活着。”
5
湿了就死了
GET WET AND YOU DIE
2008年10月30日，沃斯利、高和亚当斯抵达智利南端的蓬塔阿雷纳斯。他们去了A.L.E.（南极物流与探险）公司的仓库。每年夏季，会有3万到4.5万名游客到南极大陆游玩，几乎所有游客都会选择乘坐小型游轮来到这里。沃斯利团队雇了A.L.E.为他们提供后勤支持，并搭乘他们的飞机飞到起点罗斯岛。在仓库里，沃斯利和队员为这次探险准备冻干脱水食物。他们正面临一个困扰了几代极地探险者的难题：用雪橇只能装载有限数量的补给，这点分量很容易饿死。在英国南极探险期间，沙克尔顿曾悲伤地写道：“多希望人能拥有无限的时间和食品补给，这样我们就能彻底解开这片伟大而孤独的大陆的秘密了。”沃斯利预估这趟探险旅程需要9个星期。每个人最多携带310磅（约140公斤）的行李，这还要包含雪橇的重量。他们精简了携带的物资，只保留必需品。沃斯利打包了自己的份额，把食物密封在10个袋子里——每个星期用一个，以防紧急情况还留一个备用。衣物包括2条裤子，1件抓绒，1件连帽羽绒服，手套，雪套，面罩，2件保暖长裤，3双袜子。他带了越野滑雪板和登山杖。为了应对攀登地形，还准备了冰爪和绳子。作为唯一接受过急救培训的队员，他还带了装有抗生素、注射器、夹板和吗啡的急救包。专门腾出空间，装了日记本和《南极之心》。还小心存放了一件最重要的装备：一部太阳能卫星电话，不仅能录制简短的音频，每天还能和A.L.E.的接线员报到，汇报他们的坐标方位和身体状况。如果队伍连续2天失联，A.L.E.就会派出一架搜救飞机——沃斯利称之为“世界上最昂贵的出租车”。这帮男人允许自己奢侈一回：带了iPod，一副扑克牌和几件纪念品。沃斯利带了个信封，里面装满了家人和朋友写的信，乔安娜让他在需要鼓励的时候再打开。在前胸口袋里，藏了一件更珍贵的东西：沙克尔顿在探险中使用过的铜指南针。亚历山德拉·沙克尔顿让沃斯利带着它，希望这一次，这块指南针能到达南极点。对沃斯利来说，走近沙克尔顿就是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在一次探险网站的采访中，他谈及最欣赏沙克尔顿的品质，比如他的“乐观和耐心”，他的“勇气”，他的才能，以及当队员的生命岌岌可危时，逐渐向他们灌输“险中求胜的信心。”率领这次远征探险，远比在部队指挥士兵复杂得多。在南极，他只不过是被大家推举出来的而已，权威有待巩固。另外，作为一名极地探险家，他的经验并不比其他队员丰富多少。然而，他依然觉得自己身上肩负着要对队员生命负责的重担。他与高、亚当斯相互约定：“彼此之间不再有任何自负和骄傲，如果有人感觉不适或觉得速度太快，他应义不容辞地帮他人分担一些重量。”11月10日，A.L.E. 的航班准备起飞。沃斯利梦想了几十年的南极之旅终将开启。这架飞机——苏联设计的巨型货机，声音太嘈杂，吵到沃斯利等人自己说话都听不清——飞了四个半小时，把他们带到位于南极洲、合恩角以南的A.L.E.营地。他们在一条结冰的跑道上滑行着陆。待天气转晴后，他们再登上一架带滑板的双螺旋桨小型飞机。飞过这片大陆的上空，他们透过窗户凝视着冰层上沟壑纵横的裂缝。“目之所及，到处都是有一个街区般大小的裂缝，”沃斯利写道。“就在那一刻，我们才真正打心底意识到自己将要面对什么。谁也没说话。”飞机向西南方飞了11个小时、1200多英里之后，最终在罗斯岛附近的海冰上着陆。“天哪，我们终于来了。”沃斯利惊呼道。多年以来，他一直在脑海中幻想着南极的样子。从飞机里钻出来，他脚穿靴子，兴奋地踏在1米厚的冰层上。此刻温度大概零下14度，他的鼻孔火辣辣的。已近黄昏，但夏季的太阳依然明亮。他能眺望到远方罗斯岛上的两座火山，如同信号塔一般指引着探险者。恐怖峰（Mt. Terror），海拔超过3000米的休眠火山。还有混沌峰（Mt. Erebus），一座海拔超过3650米的活火山。黑烟从冰封的锥形体上滚滚飘出。在他们不远处，企鹅用肚皮滑过冰面——这个世界还没有沉沦。大约22英里外，岛屿的南端是麦克默多站，1955年由美国政府建立。从那时起，麦克默多站便成为了极地科研的中心。夏季，大约有1000人居住在南极基地，是南极洲人口最多的地方。基地发电站和宿舍都用冰雕凿而成，看上去就像个脏兮兮的卡车站。在罗伯特·福尔肯·斯科特首次去南极探险时，他正把队员从裂缝中救出来。他们向岛内走去，爬上山脊，俯瞰碗形山谷。沃斯利突然停了下来。在火山岩和冰雪之间，脚下矗立着一间孤零零的小木屋，小屋还安了百叶窗和铁烟囱。无需多言。他们都知道这是哪。这便是沙克尔顿和探险队在1908年2月建造的小屋。在开始穿越南极之前，探险队就是在这里度过了那年冬天。沙克尔顿称这处小木屋为“充满希望和梦想的麦加圣城”。2004年，一支环保小队就在修复这处小屋。在沃斯利看来，它看上去仍是《南极之心》中那张满是噪点的照片中的样子。高跑过去开门，沃斯利和亚当斯跟着走进屋内。昏暗中，沃斯利看到英国南极探险队遗落在这里的物品，就好像那些人只是暂时离开了。屋里有罐头食物，有鞋带磨损的皮靴，还有标着“腹泻”字样的蓝色药瓶。房梁上悬挂着两副雪橇板，墙上挂着一幅镶框的亚历山德拉王后的照片。沙克尔顿曾在日记中写道，在他们出发之前，一道光扫过这幅照片。他觉得这是个“好兆头”。高看到这死寂的画面，倒吸一口凉气。亚当斯找到了自己曾祖父睡过的那张床，沃斯利则搜寻着房间里每一处阴暗的角落，就像在坟墓里寻找故人一样。“我还是无法走进导师的内心世界，”他后来写道，“我唯一要做的，就是追随他的脚步走到南极点。”那天晚上，这帮男人睡在木屋里。他们钻进睡袋，躺在冰冷的地板上。沉默的气氛暴露了他们内心的紧张。第二天早上，11月14日，沃斯利第一个起床。“我根本睡不着，”他写道，“任务的艰巨性几乎将我吞噬。”他穿上靴子，溜出帐篷，给A.L.E.打电话。“来自沙克尔顿远征队的第一份报告，”他说，“我们几个小时后就要出发了。一切安好。身体无恙。”进驻沙克尔顿的小屋后，沃斯利写道：“我唯一要做的，就是追随他的脚步走到南极点。”沃斯利的同伴们都醒了，3个人都像木乃伊似的把自己裹得一层又一层，开始把补给装上雪橇。沃斯利先是确保重量均匀地分配在雪橇上，再用一张防水布盖住这些物品。他的雪橇——上面印有“总是要再远一点”，“保持坚忍，定能取胜”的字样——看起来就像一枚鱼雷。沃斯利把雪橇系在腰间的安全带上，再把靴子挂在雪板上。他看到家人在雪板上涂的话：“不要放弃”、“加油，大胖墩儿。”上午10点，也就是沙克尔顿当年出发的时间，沃斯利和队员穿上安全带，开始了他们的长途跋涉。沃斯利心想，他一生几乎都在等待这个时刻。然而，当他拖着沉重的雪橇，竭尽全力向前挺进时，心中又有些踟蹰：“我的顾虑太多了。我会担心辜负团队，担心受伤，担心让所有支持过我们的人失望，担心我的体能压根就不行。简单来讲，我就是害怕失败。”南极大陆的地表平坦而光滑，他和队员势头凶猛地一路向南，向罗斯冰架前进。沃斯利相信大家都记住了马蒂·麦克奈尔的建议。在巴芬岛的时候，马蒂告诉过他们：“要待在一起，永远不能分开。”她还反复向他们灌输另一个原则：“如果衣服浸湿就死定了。”走了几英里，他们看见另一处荒凉的小木屋。1911年南极探险时，罗伯特·福尔肯·斯科特和队员建造了这栋木屋。木屋的墙壁被冰雪覆盖，就好像丛林里的藤蔓爬满玻璃窗。在小木屋里，沃斯利和队员们找到了斯科特研究地图用的海图桌，还有劳伦斯·奥茨船长睡过的床铺。当年在从南极点回来的路上，奥茨船长钻出帐篷，说了句：“我出去一下，可能要过会儿回来。”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沃斯利扫视着这些物品，深觉惶恐不安：“我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悲伤。”队员们很快又徒步在祖辈曾走过的路上。这条路早已被风雪磨蚀得不留任何痕迹。沃斯利和队员刚踩下的脚印，也渐渐随风消逝。微小的冰粒裹挟在风中，如灰尘一般打着转。他们用指南针来确定行进方向。在干燥而寒冷的天气里，他们喘着粗气，冒着大汗。经过7个小时的鏖战，沃斯利下令今天的行程到此为止。他们已经走了将近8海里。要想在1月9日前完成徒步97海里的大关，队员们平均每天要行进10至12海里。这也算是个充满希望的开端。他们开始一系列繁琐的扎营流程：搭起长约4米，宽约2米的帐篷；整理雪橇上的食品；挤进帐篷，脱掉雪靴和汗湿的袜子，再把袜子和其他潮湿的衣物一并挂在头顶的晾衣绳上；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冻伤的迹象，换上干袜子和营地靴；打开炉头，烧水化雪，再把热水倒进冻干的脱水食物袋里。大家一边吃饭，一边聊着“温暖”的天气——温度已经高达到14度。亚当斯在晚间的广播中说，他们有幸沐浴着“美丽的阳光，正如一百年前沙克尔顿南极探险的第一天”。然而，亚当斯私下里却向沃斯利和高坦言说，他觉得自己拖着雪橇的样子就像个业余新手，心中有种深深的不安感。“他说的没错，也很坦诚，”沃斯利写道，“谁知道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，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。”晚饭后，他们用牙刷蘸着雪刷牙。沃斯利认为，刷牙是保留人类本性至关重要的一件事。之后，他们会把睡袋紧巴巴地摊开。沃斯利并没有马上钻进睡袋。尽管此刻他肌肉酸痛，外面温度开始下降——太阳正与地平线亲密接触——他还是会在傍晚时分出去散散步。他决定将此作为日常的仪式，就像一名通过克己来追求悟道过程的神秘主义者。南极的严酷似乎只会加深他的痴迷程度。他时常会在外面捡起一些小东西——企鹅头骨的碎片，或是一块小石头——再把它放进口袋里，虽然这些东西会增加额外的重量。“我们常常取笑他，总带着这些没人要的垃圾，”高回忆道。沃斯利漫步了20分钟左右，回到帐篷，钻进睡袋。他们身边都放了个塑料瓶，就像亚当斯所说，以防大家半夜时“听从自然的召唤”。入睡前，沃斯利在日记中简短地记录着这一天，最后他引用了沙克尔顿的话做结尾：“祈祷此行定会成功，我心系此事已久。”8天之内，他们行进了75海里多。沃斯利逐渐发现罗斯冰架的面积太大了——比法国还大。沙克尔顿将其描述为“死寂的、光滑的白色平原，诡异得难以形容。”沃斯利和队员走成一列，很少说话，只能听到雪橇的砰砰声或iPod里的音乐。亚当斯喜欢听拉赫玛尼诺夫的晚祷钢琴曲。高有时会拖着沉重的步伐，沉浸在兰辛的有声书《熬》。沃斯利的播放列表中，有布鲁斯·斯普林斯汀和西格乐队的《追求生命的价值》(“手执福音之犁 / 不带任何东西踏上旅程”)，还有《我们终将胜利 》(“我们不会畏惧，我们不会畏惧”)。千里冰封，沃斯利的眼中只有冰雪。他成了一名冰雪鉴赏家。有嘎吱作响的雪，有粉状的雪，还有硬壳状的雪。狂风把雪面吹成波浪，形成所谓的雪面波纹，高达1.2米，有时平行延伸至天际。（亚当斯在广播中指出，每个人穿过雪面波纹时都有自己的策略：“亨利会与它死磕，在上面走出人字形的轨迹。我则会尝试顺着它的纹理前行。”）还有深不见底的泥泞冰水。其中最恶心的一种地形，走起来就像在湿乎乎的沙地上拖着犁具。走在前面开路的人最累，每过一小时，三人会轮换打头阵。他们每天会燃烧6000至8000卡路里，隔一段时间会停下来喝点能量饮料，吃些高脂肪食品，比如意大利腊肠、坚果和巧克力。即便如此，他们还是会掉体重。沃斯利知道，此刻必须要保持积极的心态。他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往日时光，全家一起去度假，或是在花园里种着蔬菜。他渐渐习惯了这种矛盾性，身处于陌生的险境却装作无事发生，同时又敏锐地觉察着自己身体的感官变化：每一块疼痛的肌肉，每一个关节，每一次呼吸，每一次心跳。他说，尽管困难重重，但还是喜欢突破自我，因为在你眼前展现的是“无尽的远方。一天，亚当斯看到远处有什么东西从冰面上露出来，在刺眼的阳光下闪闪发光。“那是什么？”他问道。他们走到近前，发现原来是个气象仪，正在记录温度和风速等数据。机器上标注道，该装置属于威斯康星大学。他们很快继续前进，但自打那儿之后的几个小时，沃斯利一直在闹脾气，愤怒于人类文明的入侵。等他回头发现这台机器已从视线中消失了，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又恢复成一幅完美无瑕的画布。”暴风雨骤然来袭。气温降至零下22度，寒风刺骨，夹杂着冰粒，像玻璃碎片般刺痛着双眼。这天是2008年11月28日，自沃斯利一行人出发已经2周了。他们向前弓着身子，狂风又把他们的身体给吹直。沃斯利判断，他们必须要休整一天。帐篷刚打开没多久，几乎瞬间就被卷入那片白茫茫的混沌之境。他们用冰钉固定住帐篷的四角，雪裙埋在雪下，用雪橇挡风。之后他们急忙钻进帐篷，蜷缩成一团。帐篷的尼龙面料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沃斯利打给A.L.E.，告诉他们行程临时有变。他说：“我们被暴风雪困住了，今天不会再往前走了。”暴风雪愈演愈烈，狂风呼啸，风速高达50英里的时速。帐篷四周，冰粒在空中飞舞。沃斯利写道：“仿佛我们的到来触怒了造物主。”第二天他们醒来时，暴风雪更加猛烈了。亚当斯在广播中说：“我们再次被困在帐篷结界里。”他们还记得，1912年，罗伯特·福尔肯·斯科特一行人在从南极点返程的途中全军覆没，当时的位置就距离他们现在不到10海里。“每每想到这件事，我们就会变得非常非常警觉，”亚当斯补充道。这下营地真的被覆盖在冰雪之下了。帐篷里弥漫着体汗、脏袜子和炉子燃料的臭味。沃斯利——高和亚当斯现在称他为“将军”——总想营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。男人们聊天、看书、打牌来打发时间。他们称自己为“南极威士忌鉴赏协会”的创始成员。据协会规定，每周四晚，这帮人都会喝掉一整瓶高带的威士忌，第二天早上他们还会多睡两个小时。尽管那天是周六，他们还是把酒言欢，用烈酒暖身。沃斯利在部队里磨练出了一种极其“黑色”的幽默感，明明身处险境却还能开得了玩笑。如果他们还能拿死亡开玩笑，就还有生机。在之前的一次广播中，沃斯利说道：“我们士气高涨，”又说，“我们刚吃过晚饭。威尔在抠脚，亨利·亚当斯在写日记。明天我们再继续汇报情况。在那之前，先与罗斯冰架道声晚安了。”又过了2天，风雪渐小。他们拉开帐篷，凿穿一堵1.5米高、1.2米厚的冰墙。他们挖了一个多小时，像越狱的犯人一样终于暴露在刺眼的阳光下。之后他们收拾行李，加紧赶路，想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。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他们终于可以眺望到横贯南极山脉——“山顶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格外显眼，”沃斯利在广播中说道。在12月中旬，南极探险的第4周，他们已经穿过了罗斯冰架，到达了山脉的底部。地形开始抬升，地表沟壑纵横，这是冰川不断位移的结果。“复杂的地形只能说明一件事——危险的裂缝区。”沃斯利写道。次日，沃斯利不顾危险，饭后继续散步，依然坚持收集一些岩石标本。为了侦查前方的路况，他徒步了几个小时，甚至还爬上一块突出的岩架向南望去。在他面前，比尔德摩尔冰川笼罩在薄雾之中。“我凝视着黑暗，想弄清我们要即将面对什么艰难险阻。”他写道。等回到帐篷时，天色已晚，亚当斯说：“将军，我们还以为你这次有去无回了呢。”这帮男人收拾好行李，徒步到冰川入口。亚当斯抬起头，感到一种“从头到脚般地战栗”。他们每拐一个弯，似乎都有一处新的障碍：或是一堵大冰块，或是一处高耸的冰瀑，或是一座横跨裂缝的雪桥。用沃斯利的话说，有些裂缝“宽得足以吞没一辆汽车”。有的只有几米深，但足以摔断脚踝或扭伤膝盖。但凡其中一人受伤，方圆几英里之内可没有救援飞机降落的地方了。一位A.L.E.的医生曾警告过他们：“你要么自己走出去，要么就出不去。”沃斯利觉得没法再滑雪前进了，他们绑上冰爪，穿上登山安全带，反复检查冰锥、扁带和锁具。之后，三个人结组在一起：沃斯利在前，高和亚当斯紧随其后。他们慢慢爬上冰川，身后的雪橇就像是被拖过海底的船锚。时光缓缓流过，几个人已经爬得心力交瘁。沃斯利负责开路。他每走一步，都会在面前插一下登山杖，探测冰层有多厚。每捣出一处空洞的裂缝，他都会侧身望着这片地下世界——直抵黑暗深处。“南极干掉你的方式有两种，”他写道。“它会让你在漫长的时间里饱受饥饿、寒冷和疲劳，时常面对恶劣的天气。它也可以在一瞬间把你带进裂缝的咽喉。”有一次，沃斯利在爬了一天之后，去拿雪橇上的睡袋。突然，他右脚下的冰裂开了，一腿扎进去。亚当斯跑过去把他拽了出来。沃斯利后来写道，每当你逃过一劫的时候，“都觉得自己的好运就要用光了。”很快，在他们脚下出现了一幅让人惊艳的景象：一片蓝冰。雪在冰川上堆积，经过数千年挤压形成了蓝冰。这种蓝冰密度非常大——没有气泡——吸收了长波光，因而呈现出迷人的蓝色。然而，这帮男人很快发现，它的美是有欺骗性的。“蓝冰就像混凝土一样坚硬，”高回忆道，“比混凝土还要硬——真的是要多硬有多硬。”没过多久，冰爪上的铝齿弯曲断裂了。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滑倒，身体撞在冰面上，雪橇把他们拽下山去。“太痛苦了，”沃斯利写道，“我整个人在恐怖的冰面上滑坠，身体贴着滑过每一处冰脊。”他们遍体鳞伤，身上流着血，在寒风中叫骂着。“比尔德摩尔把我们玩弄于鼓掌之中。”沃斯利写道。一天，他们切进冰川中部向南前进时，亚当斯受不了了，他说：“我认为这条路完全不对。”他指着远方的一处冰川说：“我们应该去那儿。”高觉得他们应该保持原路继续前进。沃斯利害怕队伍产生分歧，也怕走错路，他声色俱厉地对亚当斯说道：“听着，哥们儿，我们要继续往南走。”亚当斯安静下来，没再争辩。“亨利的话冷静且不容置疑。”亚当斯回忆，“他决策果断。有时是对的，有时也未必正确。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因为大家都身处于这个迷宫之中。但他会做出决策，并听取我们的意见，和我们商量，我们心里就很容易接受他的决定。”12月24日，攀登了9天之后，一行人终于到达了冰川顶部。他们往西可以眺望到亚当斯山脉。这座山脉以亨利·亚当斯的曾祖父命名。在当天的广播中，沃斯利说：“今天是平安夜，今天……我们终于告别了比尔德摩尔。”他接着说，“每一英里我们都走得很艰辛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段旅程值得铭记。”圣诞节的早晨，早餐不是往日的脱水麦片粥，而是特别准备的香肠、培根和豆子。之后，他们效仿沙克尔顿和队员节日庆祝的传统，抽着雪茄，每人吞一茶匙的薄荷酒。沃斯利给乔安娜和艾丽西娅打去电话，祝她们圣诞快乐。艾丽西娅曾在父亲的滑雪板上涂着“你是最好的爸爸”。这天，她问父亲，过“白色”圣诞节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，还说非常想念他。然而，麦克斯却不想接电话。圣诞节这天父亲不在家，他还在为此赌气。沃斯利随后又打电话给自己的父亲，希望能与他分享已经登顶冰川的喜讯。但是85岁的理查德·沃斯利已患有老年痴呆症，当儿子告诉他正在南极时，他问道：“你跑那儿去做什么?”第二天一早，南极探险的第43天，沃斯利、亚当斯和高开始了他们的下一段征程。他们已经穿越了489海里。如果想在1月9日，也就是2周后抵达沙克尔顿的最远点，他们还要每天徒步16海里。在12月27日的广播中，沃斯利重复着沙克尔顿的话：“上帝保佑，通往南极点的道路一马平川。”但是，当他们登上泰坦穹顶时，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恶劣环境：飓风，零下60度的低温。肺被冷空气灼烧，好像在喷火。在12月28日的广播中，高说道：“迎接我们的是一片白茫茫大雾。”又说，“我们只能看到滑雪板的前端。”沃斯利密切地关注着队员们的状况。他们已不是从伦敦出发时年轻又专业的探险家了。每个人瘦成皮包骨，眼窝深陷，蓬乱的胡须，散乱的头发中还带着冰碴。长时间行走在白茫茫的冰雪之中，亚当斯患上了晕动病。“我在动，大地也在动。”他回忆道，“感觉自己就像被困在大海上飘摇的乒乓球。”高脸上有冻伤，耳塞里放着布鲁斯乐，用他的话说，自己在努力保持着“一丝清醒”。沃斯利努力保持乐观的心态，努力宽慰着队员们，不时伸出援手帮忙背一些装备，或是借给他们沙克尔顿的指南针一用，佑护他们平安好运。但到了12月31日，沃斯利自己也开始苦苦挣扎地跟上队伍的节奏。他身体中的脂肪含量消耗殆尽。“很快就变成了一场赤手空拳对抗疲劳的残酷战斗。”他写道，“我身体中的能量一泻千里，随风消散。双腿再也走不动了。每一次迈出雪板的步子都不想太大。我没法走得更快了，速度越来越慢。”元旦那天，他又掉队了。等他赶上后，亚当斯说：“将军，我帮你背点儿东西吧。”尽管在探险伊始大家已达成共识，但沃斯利却说：“不行。大家现在都精疲力尽了，凭什么要你来帮我背？”他坚持道，“我自己想办法。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。”他用一根戴着手套的手指着太阳穴，接着说：“答案就在这里。”他知道，自己是被自尊心蒙蔽了双眼。正如后来他写道，他不能“承认自己的弱点”。而且，他不仅没接受亚当斯伸出的援手，为了减轻一点点负重，他还扔掉了自己的应急补给。他知道这很冒险：“到时候我会挨饿……如果我们要1月18日之后才能到达南极点的话。”1月5日，他在帐篷里打开了乔安娜给自己的那封信。他大声朗读着温斯顿·丘吉尔的名言：“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。我们眼前的重任，并非超出能力范围。痛苦和劳苦，并非我们所不能忍受。只要我们对目标充满信心，带着攻无不克的意志，胜利必将属于我们。”“很快就变成了一场赤手空拳对抗疲劳的残酷战斗。”沃斯利写道。
第二天，又是白茫茫一片。亚当斯开始呕吐，他的晕动病更严重了。用沃斯利自己的话说，他从来没有感到过“如此空虚、如此虚弱和如此疲惫”，但他告诉亚当斯，自己会和他换一下雪橇，因为亚当斯雪橇上拉的是没用过的气罐，比他的更重。在这之后，沃斯利以几天来最快的速度前进。“亨利靠的是一股意志。”亚当斯回忆。他们还有机会按时抵达97英里的标志。但在1月7日那天，离最终期限只剩2天的时候，暴风雪再度降临。他们被笼罩在白色南极的黑暗之中。沃斯利对其他人说，现在要么继续前进，要么坐在这儿等暴风雪过去。但如果再等，就会错过百年纪念日。“我想继续。”沃斯利说。但他强调，这一决定必须得到大家一致同意。在接下来的两天里，风暴渐弱，他们徒步了25多海里。1月9日，他们全速前进了6个小时。然后沃斯利拿出GPS，将它紧紧握住，用他的话说：“就像老人小心翼翼地端着茶杯。”高和亚当斯焦急地看着他，沃斯利走来走去，最终GPS搜到了卫星信号，屏幕上闪烁着此处的坐标方位：东经162°，南纬88°23。“就是这里了！”他喊道，把登山杖重重地摔在地上。“我们成功了！”他们环顾四周，打量着这一直以来磨灭着他们的想象力、几乎把他们带向死亡之所的地方。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贫瘠的冰层——他们心中的圣杯不过是一个地理坐标。正如亚当斯后来所言：“所谓南极，不就是一张附会着人类想象力、被赋予意义的空白画布吗？”此刻的气温已低至零下31度。太冷了。他们不敢多做停留。沃斯利在这里插了一面英国国旗，张罗大家一起合影，拍了一张和沙克尔顿当年类似的合影。亚当斯和当年曾祖父一样站在左边，高站在中间，沃斯利站在右边，也就是沙克尔顿当年站的位置。沃斯利一直在思考沙克尔顿百年前所面临的困境。在抵达97英里处的不久之前，沙克尔顿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失败。我必须要保持理智，要让队员们活下去。但如果走得太远，我们就回不来了，那么对于全世界来讲，我们全部的努力将失去其意义。”他接着写道，“人类只能拼尽自身的全力，而我们却在对抗自然界中最强大的力量。”1月9日，他最终决定全员撤退。他写道：“我们已经尽力了。”沃斯利对高和亚当斯说：“我简直无法想象，他们就这么掉头，原路返回了。”沃斯利和他的同伴继续向南极点徒步。他们不再跟随沙克尔顿的脚步。让人欣慰的是，他们开始下坡。雪橇上的食物被大量消耗后，重量也轻多了，一溜烟地跟在几个人后面。8天之后，他们已经徒步了92海里。这便是沙克尔顿与自己梦想之间的距离。那天晚上，沃斯利迈着骨瘦如柴的双腿，步履蹒跚地出去散步。他不相信任何宗教信仰，但这里的景色让他变得无比虔诚。正如亚当斯所言：“亨利感受到了南极的神性。”第二天一早，队员们离开营地，踏上了最后的5海里征程。远处，他们终于看到了路标：美国科研基地、阿蒙森-斯科特南极站的模糊轮廓。几小时后，沃斯利发现自己的雪板正踏在雪地摩托滑过的痕迹上。接着，他看到冰上堆积着一台破旧的洗衣机、一个床垫和压扁的箱子。原本纯净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油炸食品和石油的刺鼻气味。军用飞机不时从头顶呼啸而过。沃斯利写道：“终于重返这个曾被我们抛在身后的世界。”在考察站前方的冰面上，杵着一根闪闪发光的金属杆，大约齐腰高，顶上有枚铜球。基地的科学家们把它当作南极点的标志。在这里，经线交汇，地球不会自转。这根杆子放在一处要不断移动的冰面上。每年必须挪动几米，才能调到精确的南极点位置。1月18日下午4点32分，66天之后，沃斯利和他的队员们——瘦弱、胡子上挂着冰柱的队员们——伸手抓住这根杆子。这趟旅程接近尾声，沃斯利感觉到眼泪都快在眼睛里结冰了：自孩提时代起，他从没有过这样的喜悦和解脱。此刻，被亚当斯称为“当之无愧的天生领袖”的沃斯利，欢笑着，呼喊着，拥抱着其他队员。就在几年前，他们彼此之间还是陌生人，但现在他们已经学会用生命信任彼此。更重要的是，沃斯利相信，他们通过恪守沙克尔顿的信条，攻克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。他们依靠坚忍取得了胜利。沃斯利在广播中宣布：“我在南纬90°播出这通电话，这里是南极点！”接着，他掏出沙克尔顿的指南针，打开盖子，让指针旋至停止。6
无尽的远方
THE INFINITE BEYOND
沃斯利以为再也不会回到南极了。他满心欢喜地回归部队，享受着与家人一起的天伦之乐。但渐渐地，他耳边响起了“窃窃私语般的蛊惑”。在一本笔记中，他写下了挪威极地探险家弗里德约夫·南森的一句话，这句话似乎解读了他总是倾向于吃苦受虐的内心世界：“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伟大的地理发现，还是重要的科学成果？都不是。这些都是后话，而且它们属于极少数专业者竞逐的目标。我的理由所有人都能理解。为了让人类的信念和力量战胜大自然的统治力。为了反抗我们单调的日常生活。为了闪耀大地上的风景，在那里，高耸的山峰直刺寒冷的蓝天，广袤的冰原覆盖着陆地，范围之广，超出人们的想象…鲜活的生命可以击败僵硬的死神国度。"2012年，沃斯利发起了一项新的探险计划，以纪念阿蒙森和斯科特竞逐南极点一百周年。高和亚当斯已经成家，不想再去南极了，于是沃斯利从部队中招募新兵。他和搭档卢·路德（Lou Rudd）沿着当年阿蒙森的路线，和另一支走斯科特路线的队伍竞赛。沃斯利再次证明了自己非凡的领导才能——路德称他为“真正的激励者”——他们赢得了这项长达900英里的竞赛，并为英国皇家退伍军人协会筹集了近30万美元，帮助那些伤残军人。沃斯利成为人类史上首位完成了2条经典南极探险路线的探险家。《户外》杂志称赞他为“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极地探险家之一”，一名记者形容他是“探索各种可能性的先驱”。沃斯利最近出版了《沿着沙克尔顿的足迹》一书，还各处分享他的探险和领导力。他成为了极少数用一生去印证导师教诲的信徒。2013年，他作为英国驻美特种作战部队的联络官，驻扎在美国华盛顿特区。那是他的最后一次服役记录。2015年10月，在部队服役超过35年之后，他就要55岁了，已到了当时的法定退休年龄。乔安娜陪他去了美国，她能感觉到丈夫飘忽不定的心。“你还想再去探险吗？”她问。在第二次重返南极探险时，沃斯利在雪地上写道：我，就是南极。他说，退休那一年，正好也是沙克尔顿坚忍号探险的一百周年。他正在考虑进行一次穿越南极的挑战，就像沙克尔顿沉船之前计划的那样。更重要的是，沃斯利希望能独自完成900海里的探险旅程，而且是无后援的方式。这将是前所未有的壮举。保罗·罗斯曾任主导南极科研工作的英国南极调查局局长，他评价说这样的探险计划“闻所未闻”。另一位探险家则深信这是一项“近乎非人道的挑战”。对沃斯利来说，这次探险将凝聚他毕生的精力。这不仅是他这辈子距离最长、最艰难、最残酷的一次探险，还必须要完全依靠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生存下去。然而，亨利对乔安娜说，只有得到她的同意，他才会重返南极。他对探险给家庭带来的剥离很敏感。他时常纠结着表达自己的情感——心中蠢蠢欲动，但却尽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波动——在书中，他像是对家人倾诉似的写了这么一段话，想通过这种无需当面诉说的方式表达出内心的情感。“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才发现自己应该真正优先考虑的是什么。”他如此写道，“我现在明白了，我没有合理地分配好时间，没有让家人感受到他们在我心中的特殊地位。”他又写道，“对一件事的极度热爱很容易转变成痴迷。痴迷是一件危险的事情，尤其是它所波及所伤害到的人，恰恰又是那些长久以来无怨无悔‘守护着你’的人。”乔安娜经常开玩笑说，南极是丈夫的“情人”。她本以为丈夫退休后，两个人就不会再分开了。但她从没有想过要抑制住他的梦想——她曾对记者说，“无论是去哪儿，我都会祝他一切顺利，”——她明白这次还在筹划中的探险对他来说有多重要。亨利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自己。他希望能为奋进基金会——另一个针对伤残军人而设立的慈善机构——筹集到10万美元。正如他后来所言，“我想给那些负伤的战友们留下一笔金钱财富。”因此，她全力支持沃斯利。孩子们也同样支持他。那时，麦克斯已经21岁了。他在法国南部支援建造船只。他终于肯接受父亲心中的冒险精神，甚至还开始因此崇敬父亲。他们说以后要一起来趟极地旅行。麦克斯说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但爸爸是那种敢于去实现梦想的人。”2015年秋，在出发之前，亨利和乔安娜去了趟希腊。他们参观了古代遗迹，在酒馆里一边小酌，一边规划着他探险归来后要一起做的事情。他们要去印度支教贫困儿童，还会去威尼斯。他要在那里学习艺术，她可以做些慈善。麦克斯回忆：“妈妈等了25年，就为了等他退伍后，两个人可以一起做这些事情。”沃斯利不再寂寂无名，他的探险计划得到了媒体的曝光宣传。《格拉斯哥先驱报》报道着：“无畏的前陆军军官将踏上南极穿越之旅。”《华盛顿邮报》头条报道称，沃斯利将“独自走在最寒冷的大陆上”。沃斯利接受了《国家地理》杂志和BBC的采访，主持人说：“你一定是疯了。”威廉王子邀请沃斯利到肯辛顿宫，赠予他签名版的英国国旗，让他在探险中随身携带。当年，在沙克尔顿出发前，国王乔治五世也赠予同样的签名版国旗。10月20日，乔安娜开车送他去希思罗机场。考虑到他已上了岁数，这次还是单人无后援的方式，她比以往都更加担心。沃斯利在个人网站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，他谈到了单人穿越的风险。他说，最大的危险是掉进裂缝里：没人能把他拉出来，也没法叫救援。其他的主要风险便是“受重伤”和“恶劣天气”。但他相信，自己的精心准备会将风险系数降低。他写道，在单人穿越时，“没有人能一起讨论，也没有人能出谋划策，但我想自己完成这次探险。”随后，他写得更直接：“这次探险的成败，将完全取决于我自己。”到了机场，乔安娜忍不住痛哭，他反复说着那句常对她讲的话：“好死不如赖活着。”之后，他吻了吻她，说：“出发前进！”这一次，沃斯利的路线是从伯克纳岛出发。伯克纳岛位于智利以南、南极洲大西洋沿岸，是一座冰雪覆盖的岛屿。从这里出发，要徒步579海里到达南极点。之后，他将沿着当年和高、亚当斯探险路线的相反方向，爬上泰坦穹顶，再一路走到太平洋一侧的罗斯冰架边缘。第二段要徒步330海里。他预计这次探险将耗时近80天。他必须要在2月之前完成。等到冬季来临后，天气条件将变得异常恶劣，救援飞机也无法降落。就连A.L.E.公司也会在冬季关闭。等到那时，他将无法返回。沃斯利原计划10月21日抵达蓬塔阿雷纳斯后马上飞往南极。但是恶劣的天气——用他的话说，“此刻造物主在发威”——迫使A.L.E.把航班推迟了一个星期，之后又推迟了一个星期。“来自忍耐营的问候。”他在播报道。“遗憾的是，现在这里是智利的忍耐营。”11月13日，他抵达伯克纳岛，此时他的进度明显落后于原计划。他必须要在2016年1月1日之前到达南极点——这个前进速度会把人拉爆。下飞机后不久，他就开始打包装载雪橇。此次探险行程耗时久，物资多，雪橇竟然重达325磅（约147公斤）——比他和高、亚当斯一起探险的那次还要重。“真的很担心太重了。”在最开始的时候，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。特别备注了“累积的焦虑感”，他提醒自己要“排除消极的想法”。他出发了。熟悉的交响乐在耳边响起：登山杖嘎吱作响地插在冰面，雪橇窸窸窣窣地滑过山脊，滑雪板一前一后来回摆荡。每一次停下脚步，都会瞬间沉浸在一种异样的沉默之中。心中的疑虑很快就消除。犹如精神洗礼般地徒步一小段儿之后，他便扎营安顿下来。阳光明媚，气温宜人，温度竟然有19度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能重返南极，真是太太太开心了。”“还有许多艰难困苦在前方等着我，但这是个很棒的开始。我一开始徒步，整个人就变得精神振奋起来。我相信，‘我能成功。’”在广播中，他将南极形容为“此刻地球上最美好的地方”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便开始了所谓“马鞍上的第一天”。这天他徒步了8个小时，听着大卫·鲍伊、约翰尼·卡什和密特·劳弗的歌，脑袋里琢磨着凯旋后在演讲中要说些什么。他走了足足10海里，身体有些吃不消。“刚开始的几天好像身处地狱——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。”他写道。如果他太关注整个探险行程的长度，那他永远都无法完成，所以他只关注当下。在一次广播节目中说：“我只是一点点地努力，一点一点地努力，应对当下遇到的问题。”第三天，走过北纬81°后，他在“威士忌鉴赏协会”开了一次内部个人会议，用雪冰镇了一小杯酒。他知道收听他广播的人越来越多，其中还有小学生——他称他们为“小探险家”——每天晚上，他都会不顾疲惫，播报着最新情况，解答收到的各种问题。他解答了是否见过动物的问题（“很遗憾没有”），解答了他最喜欢的脱水食物是什么（意大利肉酱面)，解答了一天中他最不喜欢的时间（早上准备出发的时候）以及他最喜欢的时间（长途跋涉后钻进帐篷的时候）。有人问，如果拍一部根据他的探险经历改编的电影，哪位演员最适合演他？他承认这个问题“让自己的虚荣心爆棚”——他觉得年轻时的自己应该让马特·达蒙来演，上了岁数的自己应该找安东尼·霍普金斯。他甚至还解答了如何上厕所的问题。“如果想尿尿，要背对着风向，拉开拉链后再尿。”他解释道，“这倒还好。不过，如果你要上大号，你就得讲究一点技巧，特别是在刮大风的时候。通常情况下，要这样弄。这次，你要迎着风。要抓紧你的外裤、秋裤和你的内裤，要尽快拉完。”一天晚上，解答完几个问题之后，他开玩笑说要在“完全空白”的“某处地方”留下自己的痕迹。第一周结束时，他已经徒步了将近70海里。他向听众播报，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，刚吃了一顿热腾腾的炖鸡饭，甜点是米饭布丁。“我现在要钻进睡袋里了。”他说。之后，正如同沙克尔顿的坚忍号远征探险一样，问题相继出现。11月22日，旅程开始刚一周，他被笼罩在白茫茫的天气之中，困在帐篷里出不去。“典型的南极风暴！”他在日记中写道，那天没法再继续前进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阵阵狂风足以把小狗卷飞。一根帐篷杆被吹坏了，他要赶紧修好。“这是个善意的提醒，让我意识到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。”谈及南极的气候时，他如此说道，“擅自闯入者必将受到惩罚。”11月24日，他从暴风雪中走出，发现自己正艰难跋涉在一片冰天雪地之中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他只能看见胸前系着的指南针，以及步步向前的滑雪板——他说这种感觉“痛苦，麻木，单调”。他正在攀登横贯南极山脉中的一段。11月25日，他来到一处爬升有数百米高的陡峭冰壁。他想踩着冰爪爬上去，但身后的雪橇纹丝不动。再试一次，他心想。没想到雪橇还是不动。如果他停在原地，身体很快就会僵住。他决定卸下大部分食物袋，减轻雪橇的重量，把它们存放在一块平坦的冰面上。他开始往上爬。等爬上山脊，他在面罩里喘着粗气。他卸下拖着的行李。休息一会儿，又去取回剩下的行李，一次又一次地往返搬运。有一次，天气能见度很低，他没有注意到裂缝边缘处还有道小裂缝，结果一脚踩空。他感到整个人掉进了深渊，身边的冰雪凹陷得越来越多。他抓住裂缝的边缘，紧紧抓住不放手。身体晃来晃去，最后才把自己拽了上去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，当他凝视深渊时，“突然感到非常孤独、脆弱和恐惧。”他的体能比以往探险时衰减得都更迅速。雪橇不仅变得更重了，他还要经常被迫打破常规行程，独自完成那些恼人的事情，晚上扎营，早上打包行李。11月30日，跋涉了近3周、穿越了165海里之后，他播报说自己“肩膀酸疼，腰痛，流鼻涕……因吸入冷空气而咳嗽。“他的腹股沟磨出了疹子，脚上满是淤青和水泡。他用刀把靴子的衬里刮平，希望能减轻疼痛。有一天，他莫名其妙地胃痛起来，连接雪橇的安全带时时刻刻牵拉着他的腰部，这又加重了他胃痛的程度。虽然他在广播中保持着轻快的语气，但在日记中的文字却更加绝望。“这是一场与疲劳的真正搏斗。”他写道，“我几乎每走一分钟左右，就会停下来喘口气，也可能只是为了下一分钟而努力准备着。”两晚过后，又经历了一场白茫茫的徒步穿越，他哀叹自己没力气“拖着雪橇穿过”这场风暴。他的日记变成了关于痛苦的长篇大论：“艰苦的一天”、“非常艰难的一天”、“残酷的一天”、“可怕的一天——挣扎在一片白茫茫大地之中”、“又是一个可怕的天气——比昨天还糟”、“逆风而行”、“依然逆风而行”、“彻底精疲力竭、萎靡不振”。每天早晨，他拉开帐篷向外窥视，希望能看到晴朗的天空，结果却只看到所谓“更多的白色黑暗”。有时，在这片阴霾之中，他甚至看不清滑雪板的前端。他写道，黑暗“就像凝结的奶油一样厚”。12月1日，他冲进了被自己形容为“众风暴之母”的地方。他低着头，弓着身子，顶着连珠炮似的冰粒，艰难地往山上爬，速度不到1英里每小时。过了好几个小时，他突然停了下来。“我蜷缩在雪橇上，身上裹着羽绒服，不知道是该继续前进还是停下脚步。”他后来回忆。风太大了，大到不知道能不能搭起帐篷，只能继续前行。“双手冻得生疼，我得时常停下来暖暖手。”他说，“光线昏暗，有两次我一停下脚步，就立马摔倒了，这就是它给我造成的感官上的错觉。”次日，他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滑过一处山脊。雪橇突然从后滑过身边，把他拽下山。他的脑袋、背部和双腿接连撞击在冰面上。雪橇连着翻滚两次，拖着他滑了20码。他骂骂咧咧地躺在冰面上。站起来后，紧张地检查气罐。只要裂个口子，他就完蛋了。幸好没事，他意识到已经耽误太多时间，便整理好安全带出发了。尽管遇到了各种阻碍甚至事故，他还是惊人做出继续按计划执行的决定，要在元旦前后到达南极点。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。一天早上，天气条件糟糕到连他自己也承认，这种天气再走就是“疯了”，但他还是坚持出发。还有一次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，“我走不动了——我实在没劲了。”然而，第二天他起来后仍继续前进。12月18日，第36天，他走了17多海里，很少有这样耗时长达15个小时的长途跋涉。又是折磨人的一天。先后经历了“吃东西、弯下腰、滑行、绑东西、推雪橇、强撑着自己、榨干体能、叫骂、暂停休息、绝望的一天”之后，他告诉自己，“必须面对现实，继续前行。”他的众多壮志已经妥协成为一个简单的目标：机械地叠加徒步里程的数字。走到雪面波纹的地方时，他给自己下达命令“进攻，进攻，进攻”。在战斗之后，他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，自己已经攻占了“每一处阻挡我去路的堡垒”。他又写道：“那副雪橇不再是我沉重的负担，而是一架攻城槌，帮我杀出一条雪路。”当广播听众问他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时，他说，这与其说是依靠身体的体能，还不如说是看“你的信念和意志有多强大，这在健身房里是练不出来的。”罗伯特·斯旺是一名曾徒步过南北极点的英国探险家。他一直在关注沃斯利的探险旅程，看到他的每日进程后表示非常敬佩。12月5日，斯旺在沃斯利网站上的一段音频中说：“这样的速度非常厉害了。”又说道，“他此刻的状况不太顺利，但亨利不愧是亨利，他在努力克服这些问题。”在12月底的第二条音频中，斯旺又把沃斯利的进度比作是在等红绿灯：“在心中，看到前方是一路绿灯的情况非常非常罕见，原因很简单，如果你看到绿灯说明还不够尽力…… 你要时刻关注着双脚、双腿、小腿、臀部、手臂、脖子、肩膀，你要不停地检查这些身体部位，看看一切是否正常……就像亨利说过的，每天的最后几个小时，都感觉自己在逼近红色警戒区。红色警戒区不是人能常待的地方，在这里身体开始极度消耗。很有可能冻伤。所以你一般在橙色区的边缘，偶尔把自己逼到红色，之后会非常理智地从红色警戒区退回来，回到橙色区域。你要知道等他钻到睡袋里和我们说话时，那时他就已经回到绿色区了。希望是这样的吧。”等到了圣诞节时，沃斯利离南极点不到100海里了。威廉王子播报了一条信息：“圣诞节期间，当你拖着雪橇，在南极的雪坡和山峰上上下下的时候，我们在想念你。”沃斯利打开了乔安娜和孩子们给他的包裹。里面放着迷你版的传统圣诞甜点：肉馅派和水果蛋糕。艾丽西娅给父亲写了张纸条，上面引用了《奇幻森林》的歌词:“寻求生命的必需/最朴素的必需品/忘掉忧虑和困难。”乔安娜还送他一份爱慕旅人古龙水小样。“我猜那时候他的帐篷一定很臭，”她回忆道。沃斯利在广播中说：“特别是在这样的时刻，无论在哪，家里寄来的包裹都会给我一种特殊的力量。今天早上对我来说莫过如此。”他用卫星电话跟在伦敦的乔安娜和艾丽西娅通话，又给人在法国的麦克斯打了电话。在整个旅程中，沃斯利在日记中记录了与他们的每一次通话。有一次，在和乔安娜打完电话后，他写道：“我真的很爱她。”还有一次，他收到了艾丽西娅的信息“我一直在想念你，前所未有地爱你”，于是他记录了“来自小虾米的甜蜜短信”——这是他对女儿的昵称。他还注意到，一天早上与麦克斯的谈话“让我精神振奋”。圣诞节那天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，“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感觉真好。”尽管这天是圣诞节，沃斯利还是徒步了12海里。当天晚上，他躺在帐篷里，点了一支雪茄，甜甜的烟雾弥漫在空气中。他享受自己的圣诞大餐。他说，这就像个“小天堂”。很快，他爬到了与南极点近乎持平的2700米海拔高度。他太累了。有一次在吃路餐的时候，气温只有零下22度，寒风刺骨，他吃着吃着就坐在雪橇上睡着了。“我的体能可能彻底被榨干了。”他在一次广播中说，“但我似乎还有斗志。我的内心、神经和肌肉中都告诉我，要坚持下去。”他反复对自己说：“要实现生命赋予我的价值。”1月2日，他抵达了南极点，仅比计划晚一天。他受到了科考工作者们的欢迎和祝福。他们是他51天以来见到的第一拨人。但这并不是他这次探险的高潮——只是第一阶段的结束。另外，由于是无后援的方式，他都不能进科考站吃一顿热饭，甚至不能冲个澡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走到这里不作停留，有些奇怪。”又写道，“好想在这里能吃顿饭，睡个好觉，真是南极点的诱惑啊。”但他像往常一样搭起帐篷，继续自我放逐的生活。他在广播中对听众说：“非常感谢，正是有了你们的支持，我才能走到今天。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，我再怎么感谢这些支持对我起到的激励作用，似乎都不为过。这样的日子有很多。但我最要感谢的是乔安娜、麦克斯和艾丽西娅。”他的声音沙哑了。“他们陪伴着我前行的每一步。他们每个人都用一双温暖的手在我身后轻抚，在我下坠时撑住我，在我虚弱时鼓励我，在我空虚时填补我。我欠他们太多太多。”最后他说，“在地球自转的最南端——道声晚安。”在伦敦，乔安娜每晚睡前都会听丈夫在广播里的播报。圣诞节前不久，在接受了《每日快报》采访时她说:“亨利当兵时经常出国，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分离……但我现在更惦记他。我真的很担心，我知道他现在有多虚弱——他真的减掉了很多体重，而且恶劣的天气也让他遭了不少罪。”她接着说，“他已经下定了决心。我心里清楚，即便他必须要昼夜不停地前进，他也不可能失败。他的意志力很强大。”她的心已被征服：“他是个了不起的男人——能嫁给这样的人不是一种幸福吗？”沃斯利预计，还需要大约3个星期才能完成穿越。他希望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。他在日记里写道：“祈祷往北走会更容易些吧。”然而，当他攀爬土卫六的穹顶时，他发现这种爬升简直“要命”。他瘦了40多磅（约18公斤），沉重的脏衣服挂在身上。“还是非常虚弱。腿像根棍儿一样细，胳膊也瘦弱。”眼窝深陷出阴影，手指变得麻木，跟腱已经浮肿，臀部被不断牵拉的安全带磨伤。在吃冻硬的蛋白棒时，还把门牙磕断了。他对A.L.E.说，自己看起来就像个海盗。他上了高海拔后头晕目眩，肛门还流着血。1月7日，他胃痛得半夜醒来。“我感觉非常糟糕。”他在广播中承认，“这是我整个探险旅程中最虚弱的时刻。”他的iPod耳机坏了，这下他彻底陷入一片寂静。“我很孤独。”他在一次广播中坦言，并补充道，“偶尔，能找个人聊聊今天的情况也挺好的。”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快就能爬到泰坦穹顶的顶峰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等走到说好的‘下坡路’，我就恢复了。”但是那些山顶看似越来越远——他被困在了无尽的远方。1月11日，他对听众说，“我非常渴望能下到空气充足的地方，大口大口地呼吸。”听到广播后，乔安娜越来越担心了。“从他的声音里我能感觉到疲惫和悲伤。”她回忆，没有同伴能告诉他，他已经在红色警戒区呆得太久了。他也不会因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危及他人生命而退缩。他相信，他能做到这件自己一直在恪守的事情：用不屈的意志战胜一切。他曾在笔记本上记下自行车手兰斯·阿姆斯特朗的一句名言：“失败和死亡是一回事。”于是沃斯利继续前进，喃喃自语着丁尼生在《尤利西斯》中的一句诗：“去奋斗，去追求，去发现，而不是屈服。”有一次，他抬头仰望天空，透过冻结的雪镜，看到一圈耀眼的太阳光晕。在光晕的边缘，爆射出强烈的光芒，就好像太阳被分裂成了三个火球。他知道这种现象是阳光通过冰粒子层而形成的。然而，在冰峰中蹒跚前行的他，不由得怀疑那道光是在指引他的灵魂，就像沙克尔顿所说的“第四人”。也许，沃斯利也已经“看透事物的表面”——也许是他的意志正在瓦解。他的日记越写越少，也越来越消极：“快喘不过来气了……我快不行了……手/手指总是不听使唤…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”1月17日，他在一片白茫茫的雪雾中拖了16个小时的雪橇，摇摇晃晃地走着。等他完成这一天行程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了。他再次挣扎着搭起帐篷——帐杆插在冰上，卸下食物，点燃炊具，化雪融水。“现在是凌晨1点。”他在广播中说，“总之，今天是残酷的一天。”他继续说，“精疲力尽了……”他的声音断断续续。乔安娜听到广播后惊慌失措。她打给沃斯利的众多好友，问是否应该让A.L.E.派一架救援飞机过来。他们觉得凭沃斯利的经验和体能，应该没问题的。即便是要呼叫救援，也应该是他自己的决定。在他早先的一次广播中，罗伯特·斯旺说过，沃斯利腰带上挂着一部“超级棒的”铱星电话，并安慰道，“如果他真遇到什么问题，他随时能按下按钮，可以迅速得到支援。”1月19日，拖着雪橇穿过又一场暴风雪之后，沃斯利累到不能广播。冻伤的手只在日记上草草写下几个字，字迹几乎难以辨认：“非常绝望……滑走了……胃…吃了止痛药。”他大小便失禁，多次跑到帐外蹲在寒风中。他的身体似乎在蚕食灵魂。第二天，也就是他探险的第69天，他只能走几个小时，便搭好帐篷，倒在里面。有一次，他用卫星电话打给麦克斯，把他从法国的午夜中叫醒。亨利不停地重复着：“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，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。”麦克斯告诉他：“在我眼里，你永远是名极地战士。你只需要下撤回家。”1月21日上午，乔安娜和亨利通了电话。用她的话来说，他正遭受着“身体机能衰竭”的痛苦。他甚至连烧水和刷牙的力气都没有。她哀求他，快给A.L.E.打电话宣布下撤。“你必须要给他们打电话。”她说。他告诉乔安娜，他不打算从帐篷里出来，需要时间考虑下一步的行动。他一整天都在纠结，想知道换作是沙克尔顿会怎么办。沃斯利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只想结束这一切。”又写道，“非常想念每个人。”但是GPS显示，他终于通过了泰坦穹顶的顶峰，开始下坡。成就历史，唾手可得。他曾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永远、永远不要屈服。”这句话呼应了某本沙克尔顿励志书中的一句话，沃斯利曾把这句话发到自己的网站上：“永远不要放弃——总是再多迈出一步。”但也许这么想是错的。沙克尔顿之所以幸存下来，不正是因为他在某一时刻突然意识到没法再多迈出一步，所以才回头的吗？与斯科特或其他葬身于极地的探险家不同，沙克尔顿认识到了自己和队员的能力极限。他明白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被征服。尤其是南极。在失败中也可以有胜利——生存本身的胜利。1月22日，经过71天的艰苦跋涉，徒步近800海里之后，沃斯利按下了按钮，呼叫世界上最昂贵的出租车。“大家好。”他在广播中说，“1909年1月9日的早上，我心目中的英雄欧内斯特·沙克尔顿从南极出发，徒步了97英里后，他说自己已经尽力了。”沃斯利继续说道：“好吧，今天我要悲伤地告诉大家，我也已经尽力了. . . .我的南极穿越旅程结束了。我已经耗尽了时间和体能——连最简单的雪板滑行都没有力气了. . . .我的终点遥不可及。”但他听起来如释重负：“我会舔舐自己的伤口。我会随着时间慢慢恢复。我会逐渐接受这种失望。”奋进基金收到了源源不断的捐款，这让他精神振奋。这笔捐款远超他的预期，最终募集到了25万多美元。“这太不可思议了，真的让我欣慰。”他说。他说救援飞机很快就到，他想喝一杯热茶。最后他说：“我是亨利·沃斯利，走到了旅程的终点，播报完毕。”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乔安娜。她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，抱住他。正如她后来写道：“他当然会感到失望，但沙克尔顿也从未实现自己的目标，亨利却完成了非凡的成就。”她把这个消息一并告诉麦克斯、艾丽西娅和许多朋友，大家都对此感到宽慰。或是如乔安娜所认为的：是他选择了我们。救援飞机在1月22日晚些时候到达，他骄傲地站了起来，靠意志力强撑着走向飞机，但他还需要别人辅助才能爬上梯子钻进机舱。他知道这是个正确的决定：他看到了自己赤裸的灵魂。沃斯利被空运到南极大陆另一头的A.L.E. 大本营。根据A.L.E.公司出具的报告，他在飞机上“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家人，还有要办的演讲”。那天晚上，他给乔安娜打了电话：“我正在喝茶。我没事的。”“亲爱的，我也爱你，”他说，并答应第二天早上给再她打电话。1月23日下午2点左右，电话响了。但对方不是亨利——是A.L.E.公司的探险项目负责人史蒂夫·琼斯。他解释说，医生发现沃斯利得了细菌性腹膜炎，是腹腔内壁的薄层组织感染所致。可能是由溃疡穿孔引起的，但如果感染扩散到血液，就会引起感染性休克。A.L.E.公司又把沃斯利运到蓬塔阿雷纳斯市的一家医院，被紧急送往手术室。他仍旧在谈论着他的家人和未来的演讲，似乎还未消化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。他不是都已经放弃了吗？琼斯问乔安娜，想不想和他说会儿话。她说怕耽误手术，就先不聊了，但一定会乘下一航班飞去智利。她搭乘了最近的航班飞抵圣地亚哥，在那里等候转机飞往蓬塔阿雷纳斯。在圣地亚哥的时候，她会见了英国驻智利大使菲奥娜·克劳德，对方告诉乔她，亨利的病情很严重。乔安娜不断地收到医院发来的最新消息，被告知亨利的肝脏衰竭。乔安娜想，人没有肝脏也能活，不是吗？后来她听说亨利的肾也不行了。她想，人没有肾也能活，不是吗？就在乔安娜准备登上飞往蓬塔阿雷纳斯的航班之前，大使接到了英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。再后来，克劳德跪在乔安娜旁边，握着她的手，告诉她那件早就知道的事情：亨利死了。在大使的陪同下，乔安娜飞往蓬塔阿雷纳斯。她穿过城市的街道，穿过路上的行人，但恍若看不见身边的一切。她仿佛置身于一片白雪茫茫之中。她恍惚地走进了一座教堂：光线透过彩色玻璃窗，墙上挂着十字架。面前是一具敞开的木棺。亨利躺在里面。人们告诉她，救援飞机来接他时，他身上还带着几块岩石标本，这很像他的风格：自己都快不行了，明知这些石头是累赘，但也要带上它们。她低下头，看着他的脸。“我完全吓坏了。”她回忆，但他的遗容看起来异常安详，甚至是欢喜。她俯身亲吻他，他的皮肤还有些温热。乔安娜心中充满了悔恨。她好希望能在手术前跟他说上几句话。她好希望他早点放弃这场探险。她好希望自己能主动给A.L.E.打电话。“往后余生我都会感到愧疚。”她说。她面对着“一堵悲痛之墙”。那是她自己的“南极”。乔安娜给孩子们打了电话。艾丽西娅继承了父亲坚忍的性格，但这次她崩溃了。一段时间后，她回顾父亲在探险记录的文字，发现一条始终陪伴着她的线索：“你正坐在一面巨大的白色圆盘，望着着它的边缘。我则会把自己拉向到天空，进入宇宙，再向下俯瞰，想象自己身处于一片荒芜的冰原，而自己不过是冰原上的一枚小小粒子。”很久以后，麦克斯发现自己一直在等待父亲回来。“他是战无不胜的——不是体能上，而是精神上——我还在等他回来。”他回忆道，“我还在等待。”虽然很悲伤，但一想到父亲，他就会变得骄傲：“如果我能赶上父亲的一半，我就很知足了。”他的父亲时常会反问自己：“换作是沙克尔顿会怎么办？”麦克斯也反问自己：“换作是父亲会怎么办？”沃斯利离世的噩耗传到英国，威廉王子说：“我们失去了一位朋友，他将永远激励我们所有人。”媒体把沃斯利誉为“世界上最伟大的极地探险家之一”和“古典时代的英雄”。他死后被授予了极地勋章。这个荣誉也曾授予给斯科特和沙克尔顿。《欧内斯特·沙克尔顿，探索领导力》一书的作者南希·F·科恩在Facebook上发帖：“沃斯利把沙克尔顿当作他心中的英雄，现在，我们把沃斯利视为我们的英雄。”2016年2月11日，葬礼在骑士桥的圣保罗教堂举行。包括威廉王子、尼克·卡特将军、亨利·亚当斯和威尔·高在内的数百人聚集在这里。为了向沃斯利致敬，许多哀悼者佩戴着鲜艳的领带或围巾。虽然沃斯利的遗体已被火化，但现场还有一口象征极地之星的白玫瑰木棺，棺盖上放着他的军功章，勋章放在沃斯利亲手缝制的绣花靠垫上，上面绣着沙克尔顿和他的队员。亚当斯在悼词中这样评价沃斯利：“他的壮举，以及他完成这些壮举的方式，恰如其分地将他塑造成一位英雄角色。但我不确定他本人是否愿意接受这等盛誉。英雄主义，只是他丰富人物性格中的一部分。”他接着说，“首先，他是一名父亲和丈夫。他还是名军人，是位艺术家、叙事者。我把他当作善良的朋友、最值得我敬佩的人。我爱他。他是我所见过活得最精彩的人。”麦克斯站起身发表致辞。他又高又瘦，卷曲的黑发，棕色的眼睛炯炯有神，就像他父亲一样引人注目。麦克斯背诵了他13岁时作的一首关于南极的诗，那时父亲正开始第一次南极探险：穿越白色的雪雾，窥见壮美的大陆，
人迹罕至的南极深处。
我的心神冻结，寒风刺骨，
永恒的寒冷，将我遗忘在世界的角落…
清晨将至，美丽的大地
太阳升起，闪耀的南极；
当我离开这片美丽的地方，
我的未来生活必将蒸蒸日上。
2017年12月，大概在葬礼过后的两年，乔安娜、麦克斯和艾丽西娅乘船来到了南乔治亚岛。“我想去看看亨利心心念念的地方，”乔安娜说。船停泊在小岛的东岸。那里冰川高耸，还有一座1913年挪威捕鲸队建造的木制小教堂。乔安娜和孩子们在教堂里举行了祭奠仪式。片刻之后，他们走到外面，爬上了一处冰坡。外面下着小雪，乔安娜用沃斯利最后一次探险时穿的羽绒服裹住自己。“感觉他就走在我的心底似的。”她回忆。麦克斯、乔安娜和艾丽西亚·沃斯利在2017年去了趟南乔治亚岛。她和孩子们爬到一处能俯瞰到沙克尔顿墓地的山顶。他们带着一个木箱，这是沃斯利为某次探险而打造的。里面盛着他的骨灰。麦克斯已经开始计划尝试一次极地探险。在小教堂里，他吟诵了那首父亲喜欢的关于沙克尔顿的十四行诗:你已拼尽全力，实现生命所赋予的价值
未必在地理上抵达，但成就远不止于此
你已获得，领导力的极致
乔安娜和孩子们挖了个洞，把沃斯利的骨灰埋葬进冰冻的土地。♦
作者大卫·格雷恩（David Grann），《纽约客》王牌记者，美国非虚构写作领域的先锋人物，《迷失Z城》、《花月杀手》等多部代表作已译成逾30种语言，风行全球。他撰写的内容包罗万象：纽约市的老旧地下管道、雅利安兄弟会监狱帮派、猎捕大王乌贼，乃至世界首席福尔摩斯专家的神秘死亡事件。他的众多经典非虚构短篇收录在《魔鬼与福尔摩斯：关于谋杀、疯狂与执念的故事》一书。他的特稿作品尤其受影视界青睐，《迷失Z城》、《老人与枪》、《花月杀手》等作品均已改编成影视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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